在踏访红军沟的整个行程中，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我们瞻仰红军墓时，班玛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军山悄悄回转身，径直走向路边停靠的车辆，从里面拿出一摞洁白的哈达和一面鲜红的党旗。
“你们是否愿意为红军墓敬献哈达？”他问道。
在短暂的惊讶过后，我们的眼睛湿润了，也许在我们的一生中，这是为数不多值得保有并珍视的记忆。
展开洁白的哈达，我们并排拾阶而上，恭敬地向红军墓碑三鞠躬，并将哈达绑在墓碑旁的栏杆上。
据我们所知，这已是年内，曹军山第17次带团踏访红军沟，瞻仰红军墓了。每来一次，他都会为班玛珍存一面曾在红军墓前飘扬的党旗，并收藏在红色教育中心。
继续前行，我们走上红军墓正对面的那座小桥，桥中央题写的“红军桥”三个字分外醒目，这是一座新建的红军桥，它的旧址位于灯塔乡班前村南面约50米处的玛可河上，初建于1932年。
几经洪水损毁，2003年县政府在原址重建红军桥，悬索桥桥体用钢丝绳连接，两端各有桥墩两处，桥面用松木板铺设。
也许，时间会冲刷历史的遗迹，但记忆不会，尽管我们已经无法再看到红军桥的原貌，但时至今日，这座桥依然横跨在子木达沟蜿蜒北向的小河上，它的名字依然叫“红军桥”。
沿子木达沟北的山脉爬坡而上，在半山腰一块绿荫遮蔽的洼地里，我们找到了那眼红军泉。这眼泉呈长方形，面积大概一平方米多些，泉眼四周留下了当年红军战士们垒砌的石块，泉水清澈透明，甘甜无比。
每年的7月，都是班玛县的“红军长征纪念月”，身穿红军服，头戴八角帽，“重走长征路”的机关干部都会还原当时红军在泉边舀水的场景，这是一种激励，同时也是信念的延续。
从红军泉向山顶走去，有一条弯弯的石子小路，当年红军战士是沿着这条小路翻越子木达山的，这条小路今天依稀可见，穿过茂密的柏树林，直达山顶。
山顶的红军瞭望哨遗迹至今还在，当年红军战士跋山涉水来到这里，为防止马匪袭扰，用石块修筑了一些站岗放哨、观察敌情的简易哨所。
从红军哨所俯首眺望，玛可河峡谷要冲过往人流车辆的一举一动尽在眼中，据守此地，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幽幽思古，更有“用兵真如神”的感慨！
【记者感言】
如果，心灵需要洗礼的话，重走长征路，的确让我们经受了一次心灵的净化！
如果，高海拔的行进会感受到步履艰辛，重走长征路，哪怕迈出的每一步，都会让我们感怀红军脚下“那双草鞋的力量！”
如果，你依然怀疑一种体验的可有可无，重走长征路，无疑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精神的支撑其实源于，在8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衣衫褴褛，忍饥挨饿，他们坚持走完了长征路！
尽管只是一种体验，但重走长征路，无疑是对我们心灵一次沉重的叩问！
瞬间 找寻红色遗存
我们一直在找寻，红军留在班玛的遗存，不论是民谣，标语，遗址，还是遗物。
在班玛驻扎休整期间，红军也曾在唐摇沟口山林，吉德寺，班前寺，灯塔寺，扎洛寺，纳大村，子木达村等地驻防，筹粮。
红军还曾在今班玛县亚尔堂乡政府所在地的王柔，江日唐乡亚尔堂村等地宿营，红军骑兵在亚尔堂曾与马匪激战六七个小时。
红军走后，班玛藏族群众珍藏着红军留下的锅，马鞍，马釵子，草帽以及红军使用过的步枪，马刀，手榴弹等。
我们所搜集的这些图片是珍贵的，无疑，它们已成为那段红色历史的明证。
红军长征，哪些共和国元帅来过班玛？
朱德元帅。1936年7月10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中国工农红军首脑机关进入班玛。作为红军总司令的他十分关注红军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的路线问题，特别是左纵队北上的路线问题，当李先念率领先头部队寻找到了一条相对好走的路线后，他于7月11日从绒玉(今班玛县城)发电报指示红二方面军六军、二军、三十二军经绒玉开往阿坝，不走让倘之路，走班玛之路，并给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二方面军留下一批羊、牦牛等食物。
刘伯承元帅。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没有和红军总部一起行动，而是和贺龙一起率红二方面军二军踏上北上之路。1936年7月初的一天(部队即将进入班玛前)，红二方面军的干部集合在甘孜方面军司令部，刘伯承专门为二方面军讲授了打骑兵的战术。他详尽讲述了对骑兵作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并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进行实际演习等问题。由于有了对付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训练，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在之后遭遇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贺龙元帅。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长征来到班玛是所有左纵队部队的最后一支，由于前面已有数万军队从班玛经过，这里的粮食、牛羊甚至野菜都所剩无几。从某种意义上讲，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是北上红军中最艰苦的一支队伍。为此，部队实行供给制，即每次开饭时，每人只能领到很少的一点炒面，将挖到的野菜甚至有些是野草和这些为数不多的炒面放到锅里面一起煮。然而，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炒面或其他食物，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也将其让给其他红军指战员，特别是伤病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