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棉袄的他在电话中向媒体记者解释，自己还没有拿到鉴定书。

刘永伟展示他在不同医院做的六次检查的诊断结果。

他说自己身上的两个伤口还没有愈合，时常疼痛。

“肾萎缩”调查结论公布后，安徽患者刘永伟“肾失踪”的疑云消散。

但刘永伟不这样想。

身体有伤的他，坐在自家沙发上，拒绝相信第三方医院做出的检查结果，坚持认为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下称徐医附院)有责任，主刀医生胡波难辞其咎。但他并没有提供出任何新的证据。

在胡波看来，自己被刘永伟“反咬”了一口，现在都不敢再接大的手术了。医院给胡波放了长假，让他休息、调整。

胡波还担心，“肾失踪”风波可能会带来这样一种后遗症:医生人人自危，采取防御性的检查、治疗，最终导致过度医疗，患者反受其害。

刘永伟则希望人们体会他的处境:右肾“没了”，左肾也慢慢变坏，“等开始透析，就真的离死不远了。”他还称，之前为了治病，欠了不少债。

日前，刘永伟说，现在只想拿到医学鉴定书，弄清楚医院该承担多少责任，这是什么级别的医疗事故。

江苏省徐州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孙劲松告诉澎湃新闻，“肾失踪”作为一个舆情事件，徐州市卫计委已经有了调查结论。但该结论不是医学鉴定，刘永伟可以向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刘永伟如果对调查结果或治疗过程有异议，可以到医患调解中心调解，或者走法律程序。

事发至今，刘永伟只是给徐州市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张树槐打电话道了歉，或者用刘永伟的话说是“解释并消除了误会”，希望张继续为自己调解。

至于刘永伟与胡波，这两名同为44岁的中年男人都没有联系过对方，遑论和解。

不信

刘永伟的家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西二铺乡一个静谧的村庄里。虽分属安徽和江苏两省，但宿州位于徐州之南数十公里，古时有“南徐州”之称，两地居民很多生活习惯相同。

5月11日下午，宿州气温高达20多摄氏度，44岁的刘永伟仍然穿着棉袄，在沙发上坐一会，然后仰躺着休息一会。

面对澎湃新闻记者，刘永伟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为什么同一家医院，两次检查结果竟然不同?全国那么多家医院都说是肾缺如，只有这家医院说肾萎缩，难道那么多家医院都错了?”

就在前一天，刘永伟在南京上班的儿子去南京总医院拿到了他的MRI肾脏扫描诊断结果:经医院相关科室集体讨论，考虑为外伤后右肾移位、变形、萎缩。

刘永伟的右肾曾经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波。

2015年6月，刘永伟遭遇单车车祸后，“右侧外伤性膈疝、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双侧胸腔积液、右肺挫伤、肝、右肾挫伤、胸腰椎棘突及横突多发骨折”。

刘永伟在徐医附院进行了两次手术，并在该院住了2个月后，转至山东省立医院检查，发现“右肾未见确切显示”。

此后，刘永伟辗转多家医院检查，均显示“右肾缺如”，其中包括在南京总医院做的彩超结果。

今年5月5日，安徽一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发报道《我的右肾去哪儿了》，让此事成为舆论焦点。

随后，徐州市卫计委介入调查，与刘永伟一同选定南京总医院作为第三方医院再次检查。医院给出了前述检查结论。

在刘永伟看来，“肾缺如”和“肾萎缩”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完全没有了，叫‘缺如’;而萎缩了，即便萎缩三五年，也可能有核桃大小，不可能完全看不见，不会萎缩得那么快。我住院只有两个月，出院第二天检查就看不到了。”

5月23日上午，南京总医院B超科室一位值班护士向澎湃新闻表示，彩超和磁共振成像(MRI)的探测手段不同，前者靠的是超声波，后者不是，这可能造成检查结果不同;同时，患者做彩超检查是2015年9月，过了近一年才做的MRI，病况可能已经改变。

澎湃新闻未能联系到2015年9月时该科室为刘永伟做彩超诊断的医师魏穷。

5月23日上午，南京总医院宣传部门一高姓负责人表示，该院不再公开回应此事件。此前，该院医学专家受邀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刘永伟手术后“右肾缺失”的调查。专家意见已经在徐州市卫计委的调查报告中公布--刘永伟术后右肾存在。如果刘永伟有任何疑问，可以到院向诊断的医生咨询。

就刘永伟的猜疑，澎湃新闻咨询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主任医师、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江春。他说，严重外伤的肾脏有可能在两个月内从正常大小萎缩至很小，以至于有些影像学检查难以发现。但磁共振成像(即MRI)的分辨率更高，检查结果也更加准确。

“责任”

刘永伟如今睡觉时只能在沙发上趴着，他不能躺平了睡。背部的伤口久未愈合，时常疼痛。

他长吁短叹:“我现在身体非常难受，找不到医院治疗。现在左肾也慢慢坏了，等开始透析，就真的离死不远了。”

5月12日，刘永伟去宿州市医学检验中心做了尿常规检查。他说自己没钱做定量、计数，只能做最便宜的一种，结果满视野都是红细胞，蛋白有四个加号，问题很严重。

他称，之前为了治病，家里花了几十万元，亲戚朋友都借了，欠了不少债。

刘永伟骑着电动车穿过街道时，不少人主动打招呼，他也笑着回应。多位村民向澎湃新闻表示，听说刘永伟借了不少债，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刘永伟以前身体很强壮，人也很精明，通情达理，但车祸让他身体吃了亏。

但一位与刘永伟有些过节的村民则称，刘永伟以前性格强势，不是那种吃亏的人，村里很少有人登他家的门。

采访中，刘永伟很少提及造成自己重伤的车祸，也不愿透露车祸的原因等信息。其妻子偶尔想表述个人看法，随即遭到他的制止。

刘永伟坚持认为徐医附院应该为其负责。

他的逻辑很简单:“住院期间，患者少了一个器官，跟医院、跟医生没有任何关系，说得过去吗?”

澎湃新闻记者提醒他，现在第三方医院的调查结论是外伤导致的肾萎缩。

刘永伟也不接受:“医院提醒过我吗?相关检查、相关报告中也没有提醒过。”

但实际上，徐医附院称，当时也并不知道刘永伟肾萎缩的情况。该院医务处处长杨煜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直至刘永伟出院前，患者的肾功能相关生理指标都是正常的。现在看来，可能是左侧肾脏的代偿功能，掩盖了右肾萎缩的症状所致。

5月20日下午，刘永伟表示，徐州市卫计委至今没有联系告知他正式的调查结论。

而早在10天前，徐州市卫计委就在官网公布了调查结论，也就是南京总医院的检查结果。

刘永伟说自己不会上网，“我现在还在等徐州市卫计委承诺要给我的医学鉴定书。我想知道医院到底有什么责任，应承担多少责任，这是几级医疗事故。”“我现在还在等他们的电话，我还是相信当地政府，相信会兑现承诺，不行我就起诉。”

但徐州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孙劲松告诉澎湃新闻:“作为一个舆情事件，徐州市卫计委已经有了调查结论。” 他还表示，徐州市卫计委的前述调查结果不是医学鉴定，刘永伟可以向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刘永伟如果对调查结果或治疗过程有异议，可以到医患调解中心调解，或者走法律程序。

道歉

调查结论出来后，刘永伟给徐州市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张树槐打电话道歉。

5月18日晚，张树槐告诉澎湃新闻，当天，他接到刘永伟的道歉电话，刘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心情不好，之前说错了话，请张树槐谅解，希望其继续为自己调解。对于张的帮助，刘永伟说会送锦旗致谢。

对上述举动，刘永伟自己的说法是，致电张树槐进行了解释，双方的误会已经解除。

此前因为“右肾缺如”与徐医附院交涉不畅时，刘永伟曾向徐州市医患纠纷调解中心求助。刘永伟填写的调解申请书显示，其要求徐医附院赔偿200万元。

后刘永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索赔200万元，是张树槐逼出来的。”

张树槐此前对刘永伟这一说法一直不能释怀:“刘永伟要是有良心的话，他哪怕给我打个电话，或者给我发个短信都可以。现在是大家一提起来，就说人民调解员张树槐逼他写索赔200万元。叫我的同行怎么看?舆论影响已经造成了，有很多人建议我，不行就跟刘永伟打官司，让他公开赔礼道歉。”

徐州卫计委的调查结论出来后，刘永伟再次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他一度否认曾说过“200万元是张树槐逼迫出来的”。获悉有相关录音为证后，刘永伟称，自己用语不正确，会通过电话向张树槐道歉。

张树槐告诉澎湃新闻，如今徐州卫计委的调查结论出来了，刘永伟的肾没有丢，医院也没有盗割他的肾。事实查清楚了，接下来如果双方同意调解，自己愿意继续帮助双方沟通。

张树槐告诉澎湃新闻，刘永伟的儿子曾联系过自己，表示无力诉讼，希望继续调解。

张树槐是徐州市十佳调解员之一，负责对接徐医附院，今年年底就将退休。

他国字脸，1.75米左右的个头儿，穿着蓝色西服，左胸前别着一个徽章，特像一法官。或许是因为长期抽烟，他的嗓音有些沙哑。

他说，自己会给每一位找他调解的患者一张清单，上面清晰罗列着申请调解所需要的材料，还有他的个人手机号码。他说，自己24小时都接听患者的电话。

张树槐记忆力很好，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刘永伟时的情景，记得刘永伟在调解室坐的位置。

余悸

调查结论出来后，刘永伟与徐医附院互相没有联系过，与胡波彼此也没联系。

刘永伟坚持一分为二地看胡波，感谢他主刀做手术，救了自己一命;但坚持认为自己“肾失踪”，胡波难辞其咎，“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刘永伟认为胡波难辞其咎的理由，即前述认为医院有责任的那些理由。

实际上，在媒体将两人披露于镁光灯下之前，他们之间已经毫无信任。

2016年1月5日，胡波在给刘永伟复查时，发现其“右肾缺如”，惊讶之余向刘推荐了泌尿外科的同事。

据胡波介绍，刘永伟的确去咨询了，医生解释了外伤导致的肾萎缩的可能性，但刘永伟随后仍然进行了投诉，并找到徐州市医患调解中心。徐医附院也向调解中心出具文件进行了情况说明，称考虑刘永伟为外伤后右肾血管栓塞导致右肾萎缩。

刘永伟则称，是胡波拒绝给自己看诊后，才向医院投诉科等部门投诉的。

胡波回应说:“刘永伟曾恶意地打电话给我，还有一些恶毒的短信，他高度怀疑我把他的肾偷了。这是对我严重的不信任。这种情况下，还来找我看诊?全国这么多医院，就我一个人会治病吗?对我如此不信任，我应该回避吧。”

胡波不能理解刘永伟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自己泌尿科的同事解释，还是医院向调解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这两次都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还要找媒体，还要整出这么多事情?”

44岁的胡波性格稍显内向，少言寡语，因为“肾失踪”风波，他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不断接受着媒体和监管部门的问询。

他一度连续失眠，“病人的不理解，我还能忍受，因为他们所处的状态，比如像刘永伟的病情，我很同情。但他用谎言等来攻击我，令我很难受。个别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更令人愤怒。”

胡波觉得自己被刘永伟“反咬”了一口，至今心有余悸的他说，自己不敢再接大的手术了。

调查结论出来后，徐医附院给胡波放了长假，让他好好休息、调整。

胡波觉得“肾失踪”风波可能会带来这样一种后遗症:患者怀疑医生，医生被逼自证清白，双方没了信任。如果医生以后人人自危，采取防御性的检查、治疗，每一步都留足证据，避免担上责任，最终可能会导致过度医疗，患者反受其害。

胡波是徐医附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师，从医22年，大大小小做过无数台手术。

他依旧清晰地记得，2015年6月19日深夜，他正在家里休息，忽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赶回医院，为一个在车祸中重伤的男子动手术。

他当时不会没想到，这场手术未来会让他陷入一场舆论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