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全集》曾枣庄、舒大刚编中华书局

 

　　《赤壁图》，表现苏子游赤壁。武元直（金）绘

 

　　大西北网讯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苏东坡劝人读书的名句，他本人的作品也是当得起这一待遇的。

 

　　东坡著作自北宋以来，一直广受读者喜爱。从《中国丛书综录》可知，苏轼诗文集有30种收入37部丛书，这在宋人中无疑是最多的。没收入丛书的诗文集也不在少数，如《巴蜀全书》子项目《苏轼著述考》，仅著录东坡各类作品的目录和序跋，就达290余万字，可见东坡作品受欢迎之程度。

 

　　东坡作品如此受青睐，与其成就全面、作品精湛、人品高洁分不开。他是宋诗的代表性作家，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开创了豪放词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是北宋文坛领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名列“唐宋八大家”；他在书法方面是“宋四家”之一；在绘画方面，他提出了写意的“士人画”（即“文人画”）理论；在医药养生方面，后人将其作品与沈括的药方、文章合编为《苏沈良方》……当然，还有人们熟悉的东坡肉等美食，以及以东坡为题材的智慧幽默轶事等等。因此，时至自媒体发达、快餐文化泛滥的当下，东坡作品仍然是人们持久喜爱的精品。

 

　　东坡“志”“气”，源自经学

 

　　《宋史》本传评价苏轼说：“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看来“文章”只是与“器识”“议论”“政事”并列的四个要素之一。成为其“四要素”得到最佳发挥和根本保证的还有“志”与“气”。如果说东坡“文章”似花朵，“议论”似枝叶，“器识”如果实，“政事”如树干的话，那么东坡的“节义”“志气”则是使东坡精神文化之树常青的根柢。

 

　　那么，这些根柢又植于何种土壤呢？

 

　　与东坡相倚相知的弟弟苏辙所作的《东坡先生墓志铭》已为我们揭秘：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东坡的“议论”“文章”皆得益于贾谊、陆贽等汉唐政论；而其“迈往之气”则得益于《庄子》等道家风骨以及著作。

 

　　至于“器识”“政事”“节义”与“特立之志”，亦有其来路。苏辙《东坡墓志铭》又载：“先君晩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云云。可知东坡在诗文词外，还著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

 

　　《庄子》有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是中华士人接受情感培育、政事启蒙、行为示范、艺术熏陶、哲学思考和秩序教育的教科书，是中国读书人奠定人生信仰和价值观、知识体系和基本技能、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的必读之书。东坡以天纵之才、深邃之思来阐释它们，自然是精彩迭出，故苏辙将它们摆在苏轼诗文词等作品的前面，还特别赞叹三书具有能使“千载微言焕然可知”“时发孔氏之秘”和“推明上古绝学”的功效，这无疑也彰显出东坡学术、节义和志气的根柢所在。

 

　　三十年后，渐有知者

 

　　由于元祐党禁的关系，上述三部经学著作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播。苏轼从海南辗转北归，至常州病危时，将三书托付好友钱济明，由于当时形势严峻，他慎重嘱咐：“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估计自己“身后”三十年会有人重视。

 

　　正所谓“金无久蔽，珠不暗投”，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去世后五年，因雷击崇德殿“元祐党人”碑，宋徽宗放松了对苏轼等人的禁锢。一时之间，从朝廷到民间，人们纷纷收集散落的苏轼手稿，使手稿达到片纸寸金的地步，此时《东坡易传》（易名《毗陵易传》）、《东坡书传》逐渐有刻本行世。到了“三十年后”的南宋初年，标榜宋室中兴的高宗皇帝亦喜读苏轼诗文，允许“元祐党人”子弟恢复原有“恩例”，曾经被明令禁止的苏轼诗文也大量刊刻行世，重视其经学著作的“知者”也越来越多，林之奇、朱熹、夏僎、蔡沈等对《书传》大加称引，其《易传》《论语说》也时时见引于南宋同类经注之中，不过人们对三书的刊刻却并不热心。

 

　　直到明朝后期，焦竑等才欲辑刻三苏经学著作，当他托人入蜀访书时，东坡经学三书只得到《易传》刻本一种，《书传》尚是抄本，《论语说》竟然失传了。于是东坡只有《易传》《书传》在万历年间与苏辙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论语拾遗》《孟子说》等刻成《两苏经解》；入清又抄入《四库全书》，刻入《津逮秘书》《学津讨源》等丛书。可是在前述30余种苏轼文集中，却直接忽略了经解的存在，无论晚清眉山刻《三苏大全集》，还是近时辑印的各种《苏东坡全集》，都没有其经学著作的踪影，以至于人们因不明东坡学术与精神的来源，而误将其归结为源自道家或佛家，不无遗憾。

 

　　近年来，东坡经学逐步得到出版界的重视。2001年，语文出版社曾出版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20册，将三苏父子诗文辞赋、经史子集，兼及假托疑似的文献，以至历代点评资料统统收录，让人们在欣赏三苏父子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对其经学成果初有接触。继而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辑校》繁体字本二册，对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经论、经解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初步满足了人们追寻苏氏父子学术根柢之需求。

 

　　惟全惟富，干壮根深

 

　　在三苏父子中，成就最全面、思想最深邃、成果最丰富的，当数“千古一人”苏东坡。因此，将东坡所有著述汇聚在一起，进行系统整理和编录，使之呈现出枝繁叶茂、干壮根深的状况，更有利于对东坡精神进行系统把握和整体认识。

 

　　因此，便有了这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苏东坡全集》。

 

　　全集之要义，在于“齐全”。套书共八册，前六册为东坡的诗集、词集、文集，第七册为经学著作（《苏氏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第八册为笔记野史（《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东坡手泽》及作为附编的《苏沈良方》《艾子杂说》《杂纂二续》《渔樵闲话录》《调谑编》《问答录》等）。此外，我们还利用编纂《全宋文》和《巴蜀全书》的成果，继续对苏轼诗文进行辑佚，使其成为目前市面上收录东坡作品门类最全、作品最齐的读本。

 

　　全集之可贵，在于重要文献之“稀见”。苏轼的诗文词、笔记、经解，此前虽有整理，但多分散。此次集中在一起，而且按文学、经解、笔记、杂说的顺序排列，具有由花果而识其根干，由根干而散及其他的效果。尤其是久已散佚的《论语说》，此次也从宋代以来各种文献引录中，点滴钩稽、集腋成裘，初步恢复其原貌。又如《东坡志林》的传世版本，有五卷本和十二卷本之别，本次整理除收录五卷本的内容之外，也附录了十二卷本多出的各条，内容更为全面，读者使用也更为方便。

 

　　全集之悦目，在于主次分明、庄谐备至。第一至七册是正编，属于苏轼自撰诗文和著作，是庄严的东坡学术；第八册的附编，则是谐趣的东坡文化。如《苏沈良方》汇集东坡、沈括有关药方、养生的文章，其中部分养生之法至今仍为人们所运用；《艾子杂说》《杂纂二续》等几种，多是托名东坡的作品，大体反映了苏东坡风趣幽默的文化风格（其中《艾子杂说》被认为确系东坡之作）；《调谑编》则是后人编集的苏东坡的趣闻轶事；《问答录》记录的则是东坡与佛印的故事，也许多不可靠，却流传甚广，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苏东坡在民间的文化形象。

 

　　汇编这一套《全集》，对我们重构一个完整的东坡形象，突显鲜活的东坡、文化的东坡、信仰的东坡、灵魂的东坡，大致能提供一份完整的文献支撑。如果借由这些文献，追溯东坡之“器识”“议论”“文章”“政事”，与乎“特立之志”“迈往之气”所植根的文化土壤，从而将东坡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则是吾等《全集》编者虽劳犹荣之幸。（作者：舒大刚，系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