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县是世界国家制度的诞生地。换句话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所实行的国家制度，实际上就是秦王朝建国时创立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国家论和国家体制都出在这片先秦的土地上。”如果说先秦遗址对中国史学界是一个重大发现的话，那么，确定礼县是世界国家体制的诞生地要比先秦遗址本身意义更为重大！
陇原大地有着数千年深厚的文化积淀，但我们对数千年文化的理解，以及所蕴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价值上的开发和利用并不足。如何将我们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对文化资源的全新理解和识读，则是我们在面对深厚文化底蕴时，必须认知重新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在甘肃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礼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秦公墓的开掘一解“西垂陵园”和“秦人发祥地”这两大千年谜团，也证实了《史记》秦人先祖“在西戎，保西垂”记载的准确无误。从而确立了礼县作为秦王朝发祥地的重要历史考古地位。
从这一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礼县时，我们发现这一大胆的设想如果成立，那么礼县的重要性，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是“秦人发祥地”这一考古界和历史界的研究上，而应将礼县放在世界国家制度的诞生地这一极其重要的领域来研究。这一大胆的构想也正是我们前往礼县进行采访的初衷。虽然秦王朝早已转身离去，但我们依然沿着历史长河，决定追随先秦古人留下的残碎的脚步，走进礼县，重新感受先秦的祖先们在这片土地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活生生的庞大帝国，用全新的视角去重新认识礼县。
车行800里穿越2000年
从兰州出发，向东南方驱车近400公里后，进入礼县。在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当我们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登上一处山坡，眼前一片开阔，除了已搭建起的保护大棚外，在这片不起眼的山坡上，没有迷人风景，也没有明显标识，但这里就是曾发生震惊国内外、出土300多件精美先秦文物的秦始皇祖先的墓地——大堡子山遗址上的西垂陵园。在这里目前已挖掘清理墓葬14座，车马坑2座，出土鼎、簋、壶、剑等青铜器、金器和玉器文物300多件。
虽然墓坑里，主人早已经灰飞烟灭，而当年的夯土痕迹依然历历在目，许多已回填了的墓葬遗址上，当地的人们已经重新种植了各类农作物，但多年前盗墓贼们遗留下来的一个个盗洞依然清晰可见。站在大堡子山上，厚重的历史感立刻将记者引入深深的沉思中：秦人的祖先为何发祥于此，并在此建立都邑，并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至今仍在影响全世界的国家体制（郡县制）的雏形，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呢？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500多年历史中，他的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又是如何完成了一个国家完善的存在条件呢？
大堡子山下的思考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属于嬴姓，源出东夷，殷商末年，赢人首领一路进攻，到达渭水中游一带，守卫商王朝的边疆。随着周王朝灭掉商纣，嬴人守卫的地区也被周人攻占，在其首领大骆的带领下，沿渭水西进，继续寻找生存之地，最后迁移至渭河以南、远离周人中心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从而保持了相对的独立，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在这里，他们战胜了力量相对弱小的氐人，修建了城邑。可以说，秦人的祖先在战败后逃至礼县，并在此扎根。那么一个落败、流亡的小部落又是在礼县这片土地上如何逐渐走向他们的兴盛之路，并最终统一中国的呢？
周王朝建立后，他们归顺了周王朝，周天子认可他们占据“西犬丘”，确认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秦人先祖非子善于养马，受到周孝王的赏识，封为附庸，邑之秦，此后非子后秦仲被封为大夫，秦仲在对戎作战中死后，其子庄公继承遗志对戎作战，收复领地，被宣王封为西垂大夫。庄公次子襄公在平定叛乱中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阳，因功被封诸侯，正式立国。庄公死后文公继承王位，继续对戎作战，占领了陕西歧山地区，完全结束了游牧生活，开始了农耕生活，社会制度也随之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秦人的发展壮大始终都未摆脱“西垂”——礼县——这一中心和根据地。
先秦早期都邑所在地的五种观点
在先秦的王公们在到达礼县，并以此为他们的发展中心和根据地后，他们便开始完成国家建设的步伐，在这里首当其冲的便是建造城池。拥有了坚固的城池，也就为他们的发展有了一个保障，而这也是一个国家构建中最为基础的建设。而关于先秦早期都邑、被史学界和考古界称为“西犬丘”的地理位置却一直悬而未决。
我们在采访中，通过与礼县先秦暨三国文化研究会的马建莹等当地的先秦文化研究学者的沟通和交流，总结出了多年来学术界及他个人对先秦早期都邑所在地的五种观点，分别是王国维指出的礼县红河说、祝中熹的礼县何家村说、徐日辉的盐官以东（原始昌县）说、陕西王世平的西汉水北面说，以及马建莹本人提出的赵坪村说。
根据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自2004年启动以来的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已经发现了“红河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西山）—石沟坪”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也可以说是早期秦人三个活动中心区。此次发现表明，大堡子遗址不只是单纯的墓地，而是有居址、墓地、高等级建筑和墓葬等丰富遗迹的城址。同时，大堡子城址对岸的山坪城址、西北的盐土崖贵族墓地以及过去已知的圆顶山贵族墓地等一批时代接近的重要遗址与大堡子城址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大、等级高的遗址群，可以推测这里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重要都邑，不排除就是西犬丘的所在。
养马决定了嬴族发展的命运
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秦人的祖先在礼县这个地方为周王朝养马，最多只能算是马夫而已。但在时间倒退2000多年的历史中，马匹不仅是人们日常代步的运输工具，更是构成军事实力的基本因素，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马匹在当时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现如今一个国家的军队战车。在上古语言里，马字与武字音义皆通。许慎《说文》释马字即曰：“怒也，武也。”当时的战争中，战车为军队之主体，战车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而一辆战车即需四匹良马。故《后汉书·马援传》云：“马者，甲兵之本。”虞喜《志林》云：“马，并只手也。”因此，在当时社会对马的需求量极大，繁殖、培育马匹成为一项重要性仅次于农耕的生产活动。而秦人的祖先正式靠着养马这一手绝活，不仅使得秦人的先祖们得以有生存之地，更决定了日后赢族发展的命运。
同时，在采访过程中，礼县天嘉研究会主编陈建荣还告诉我们，从在礼县红河地区出土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兵器“青铜戈”上的铭文显示“西宫造”的字样，可以推断秦先祖们在礼县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兵工厂。正是在秦先祖们几代人的长期积累发展下，秦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西垂创业。
落后偏僻为秦人壮大提供条件
西垂作为是周天子给秦先祖非子的封地，刚开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够称为一个国家，仅仅是一个周王朝的“附庸”，是为了给周王朝提供更好的养马服务而设立的。从当时华夏疆域的分布来看，秦在最西边，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外，是不折不扣的边陲地带。从地形的角度来看，陇南、天水、定西一带多为山区，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只有很少几个战略要隘可以通行。在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他国家之前聚集力量。这道天然的屏障，可以让他们在军事上保持巨大的优势。可以说，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先秦人们与外界处于相对比较隔绝的状态，与中原的联系并不是十分紧密。就当时的条件来说，想要发现这个隐秘的附属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要对它进行军事进攻就更加不容易了。而这种情况也一直延续到了秦的统治力开始真正显现出来。
同时，由于当时先秦之地所处偏僻，有着相对看似落后的文化形态，这在当时却更有利于推行新法，有利于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军事方面的改革，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因为秦没有什么历史负担，这可以为很多有想象力的改革家提供自由发挥的巨大空间。相应的，秦始皇的先祖们在对待人才方面也是广纳贤才，充分利用秦之外的“外国人”，商鞅等在别国郁郁不得志的人才，却在秦国可以大展鸿图。
从出土文物看到的生产力
自礼县大堡子山先秦遗址的发掘后，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金饰、陶器等物品也随之更广泛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我们在礼县博物馆见到近年来从先秦墓葬中出土的大批文物，尤其是在各类青铜器上，精美的图案、精巧的工艺让人立刻被眼前这些精美的器物所吸引。7件一套青铜鼎、6件一套青铜簋、用于盛酒的青铜大方壶和鎏金镂孔铜柄铁剑……而一件仅15厘米长的微型青铜四轮车，造型之精巧更令人叹服。车厢盖的四角上有四只鸟，车厢翻盖的两个手柄分别是一只熊和一只猴子，车厢底部的四角上各趴有一只虎，所有动物形象生动、神态逼真。车体的四只轮子至今还能转动。而且车厢盖四角上的小鸟不仅是为了装饰，而且另有玄妙：当它们同时转向中间的猴子时，车身上的两扇翻盖才能打开，这种造型和机关设计，在中国出土文物中是第一次见到。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秦先祖们已经在礼县这个地方掌握了非常纯熟的冶炼和青铜铸造技术。而这种技术的存在，也为秦先祖们提供了必备的军事装备和经济生产用品。
正是在礼县为期三天的采访过程中，通过从当地出土的珍贵文物、历史记载、相关考证和民间传说等方面资料的收集和印证，让我们得出了礼县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仅、也不应该局限在这里只是秦始皇祖先的陵园，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秦王朝的先辈们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生产力等各个方面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和规范。正是秦王朝的先辈们在礼县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了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确立。而秦王朝当时所确定下来的管理国家的郡县制，也成为至今仍在影响全世界的国家体制制度。所以，我们最终从传统的仅仅对礼县文物考古、历史遗存的局限中跳了出来，将关于礼县的报道文章定位在了“礼县：世界国家制度的诞生地”这个影响至今的全新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