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遗产税制度使财富的纵向传承很难实现。中国社会遗产税的法律一旦正式颁布，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拍手称快，但各路首富、二富可能就没精打采不想干活了。所以目前很多中国人把财富转移到低税的地方，像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它们的综合税率大概是10%或11%。但如果你转移的方式方法不对，不仅转不过去，甚至还要坐牢。资产转移到境外，操作不好就违法，中国现在的法律是堵，中间会有风险。另外，比如你把财产转到美国，美国遗产税是50%，比中国执法、税务还严，而且它在全球征税，就算以后你在中国炸个油饼，都得在美国交税。新加坡不是全球征税，最近新加坡大选，其中辩论得最激烈的话题就是新移民给他们社会带来的挑战。台湾声称全球征税，但因为它是一个地区，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实际上没法实现。
 

     除了税收，目前财富继承人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挑战就是老婆有限，孩子更少，如果孩子再没教育好，那传承百分之百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使用信托的方法比较好，把财产做个信托，通过专业团队来管理，使子女变成受益人，但不成为经营者。这样就可以把家族财产交给专业人士来管，挣的钱专业人士拿一部分，即所谓的管理费；受益人拿一部分，这样可防止辛苦创下的家业被不争气的孩子糟蹋掉，从而规避风险。通过信托，比如可将受益人分成三份，孩子拿一份，公益基金拿一份，另外一份给家族其他人。这种方式在西方很流行，最后子女饿不死但也富不了，他永远能有一份比工资略多点的收入，但想创业他还得再折腾。
 

     富人的财产早晚是大家的，如果都是这种制度，富人挣再多的钱，穷人也无所谓，反正你最后信托给公益基金，你的后代也就拿着比我工资略高一点的收入。这是要靠时间的，给富人点时间，等到临死之前他总得琢磨这事情，他一琢磨，发现可用的就这套制度，也没别的可选。比如巴菲特，我不认为他在道德上会比我们更高尚，如果将财富全留给后代，他要交遗产税，那他所持的股票就要全部卖掉，公司立即不值钱。他只有将财富交给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是最会挣钱的人，这样他死后第一省了税，第二公司股价不会往下跌，他的财产不会缩水。这是制度安排，不是道德安排，如果是道德情操的话，为什么早几年不想这事，老了快死了才想这事？希望中国未来也这样，把制度设计好，那些有钱人老了快死的时候，他自然会采用这套制度。
 

     按制度操作之后，有专业团队帮着管理财富，后代不至于饿死就行。这样的话，富人的财富等于是社会财富，富人只是辛苦而已，证明了你很能干，满足了虚荣心，但并不证明你的后代能有多少福气。比如说巴菲特，财产如果不捐，股价维持不住，后代能不能交得起遗产税都不知道，所以按美国的制度，他不捐不行。我可以举个例子，陈逸飞去世后，他儿子跟后妈打官司，后来在底下怎么调解的？很简单，一打官司，这事在美国吵嚷起来，人们发现这人死了，税务局马上开始收遗产税；在税务局没弄清之前，需要先押一笔钱，打完官司再说。这样里外一算，再加上诉讼费、律师费，没准还赔钱。俩人一看不行，不如在中国和解。美国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传承实际上包括四方面的内容，财富的传承、制度的传承、人的传承、价值观的传承。究竟要传承什么？其实这个属于价值观和体制的范畴。就像美国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传承内容截然不同，封建社会只传承给人，结果老出事；华盛顿就传价值观，至于总统是什么人无所谓，结果这个价值观一直传到现在。
 

     第二，再来看公司治理。财产从第一代往第二代传时，在公司治理方面也有很大风险。因为很多民营企业的制度、治理不像上市公司那么先进、透明，多数比较传统，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决策模型、内部治理结构和决策环境都偏向大比例私人股权、集权或家长制。这对公司财产的安全性不好，它和透明、有制约、相对分权的治理模型在决策上成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假定你的治理结构完全私人化，私人占50%以上的股份，属于集权决策模型，如果正确的决策按100分满分算的话，那他经常会作出从负90分到正90分的决策，太跳跃，很不稳定，正确的概率不高。比如真功夫集团创始人因为夫妻吵架上法庭影响到公司决策，还有些大老板拿公司资金去行贿被抓等。这就是因为公司是你的，你怎么做决定都没人能拦你。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