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中国和世界都在面临未来五年、十年变化的考验。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处在世界第二的位置。很多人都说这个GDP第二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中国的人均GDP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恰恰又是我们不太重视的这个GDP第二，在国际政治上是最有意义的，它会带来国际政治的一些后果。

　　未来十年是中国国家力量进一步崛起的关键性十年，也是中国解决国内问题关键性的十年。中国非常需要在这个十年里凝聚社会、保持国家的团结，这确实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团结和这样的凝聚力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未来十年是多极格局进一步发展的十年，即世界权力结构的重塑。这种重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博弈，即权力的再分配；二是在新的形势下合作，包括建立新的体制和游戏规则。

　　因此，博弈是对手之间的较量，目的是要在竞争中获胜，而对手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已成为利益攸关方，所以最后还是要和平共处。因此相互博弈中有一个远景目标，即寻求一种共处之道。尤其是大国之间都认识到，如果发生全面对抗的话，可能没有赢家。这是这个时期博弈的基本含义。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从权力转移的理论看，权力转移实质是国际影响力的变化。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越强，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就越大。当这种影响力大到别国很难对其进行制约、或承受不起这种制约的代价时，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就形成了。权力转移理论的提出者认为，权力随着实力变化而转移是一个不受人的意志所左右的规律，国际社会可做的是保证权力转移的和平进行。

　　沈丁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在未来十年，有两个情况会发生：一是资本的扩张还将继续不可遏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将继续扩张自己的资本，所以中国必定还有发展的空间；二是由于我们已经达到美国GDP的48%，购买力也许已经达到70%—80%，从这点来看，所以世界权力出现更多转移，这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而且还会越来越明显。

　　潘维(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我不认同“国际权力转移”概念。无论美国是否犯严重错误，是否失去其主导世界的地位，反正中国不可能主导世界。国际权力意味着支配他国的权力。权力包含财富、暴力、思想、人格四个方面。我们“复兴”的目的是让列强“平等待我”，不受他国支配。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复兴”：中国公民的护照在世界各国能获得免签证或落地签。

　　中国对外环境在变坏？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我近来老想到一句话“美国在路口，中国在路上”。今年11月我应邀到美国观摩大选，这次美国大选让我想起来1989年到1992年前后的中国，到处都在讨论姓社姓资，现在美国人在讨论是搞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搞欧洲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大选期间，正好是中国的十八大。美国智库、美国政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是自信的。至少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执政党的高层，达成了一种普遍共识，这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比较好的确定性。

　　所以，尽管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应该看到这样一种结构性的比较，美国现在来到了一个路口，必须做出困难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被高度社会化的，被大选所强化的，是真实的严峻的。美国存在着路线之争。而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十年，在不出大的意外情况下，会沿着和按照现在的道路、体制乃至理论前进。我们在观察世界格局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潘维：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有学者、媒体、官员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变得日益复杂，压力日增。但我认为中国现在以及未来十年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轻松。中美之间的确缺少“战略互信”，但大国之间从来就没有互信，也不靠互信来维持关系。大国之间的关系靠合作维持，以利益为基础的合作。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的合作相当密切，也基本顺利，所以中美关系相当稳定、成熟。中欧关系更在改善中。德国媒体最爱报道中国负面消息，但今天中德关系甚至被欧洲人形容为“柏林—北京轴心”。另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我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争执，出了些问题，但基本面是中国早已成为周边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今天只要我们自己拒绝战争，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逼迫我们打仗。中国面临这么好的国际局面，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二是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军事实力增长。总之，我国的大问题不可能出在国际环境，只可能出在国内。所以要专心致志办好自己的事。

　　曲星：很多学者谈论的不仅是权力转移，而且是霸权转移，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一，必将谋求世界霸权，而美国不会拱手相让，因此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

　　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否寻求霸权，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意志标准，二是实力标准。就意志标准而言，中国从来不主张称霸，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是以理服人的“王道”，而不是以势压人的“霸道”，中国现实政治一直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就实力标准而言，即使中国GDP总量有朝一日超过美国，但从人均、三个产业比例、城市化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卫生公平性等多项国家发展水平指标判断，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远远达不到可以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国际社会而不受制约的程度。

　　崔立如：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典型的树大招风。原来大家不注意的事，现在大家不但注意了，而且会放大。经济危机使转折加速到来，在中国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矛盾、冲突就特别的激烈。同时产生的焦虑、不适应，甚至恐惧，也非常突出。我们在大概未来五到十年当中才能完成这个过渡。权利转移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即我们是在现有的结构下转移，不能推翻现有的结构来产生一个新的结构。

　　未来十年的变化会怎样？

　　楚树龙(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已超过很多国家，但我们应该考量，科学技术未来八年、十年会在世界排第几？军事实力在那个时候也许能全面超过印度、日本，可能形成对日印的优势，但我们与美国的差距能够缩小多少？还有政治、文化软实力，包括价值观、信仰、文明程度和法制等。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崛起，过去34年和今后的八年十年，基本上还是总量、数量上的崛起，不是总体上的综合崛起；当然今后二三十年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数量上的变化最终肯定会带来质量的变化。

　　今后十年，中国的综合力量和军事力量是有可能超过日本和印度的，我们应明确这种力量包括海空力量。我们不必以成为美俄那样的全球军事大国为目标，因为我们是防御性的战略，不称霸，不做世界警察，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对其他国家安全不承担义务。但中国在今后15年或20年内一定要设立目标，即在亚洲建立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包括超过美国正常情况下在亚洲部署的军事力量。因为我们是亚洲最大的国家，需要地区内最强大的力量保卫自己，否则我们不太够格做亚洲最大国家。

　　崔立如：我们正处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所谓“转折”就是力量格局的演变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就是结构的改变。经济危机使转折加速到来，在各方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矛盾、冲突就特别激烈，同时产生的焦虑、不适应，甚至恐惧，突出表现在未来五到十年过渡时期。一个重要的认识是，权力重塑过程只能在现有的结构下发生，不可能推翻现有的结构再来产生一个新的结构。

　　沈丁立：对于权力的转移，西方会有更多抵触。我们首先要有充分的信心，因为我们的发展是符合西方资本扩张的利益，也符合国际规则，西方能够接受。其次，我们的心态和西方的心态都需要调整，应通过减少磕碰，使利益分配和心态转化都能达到相对和缓的境界。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共同发展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应当尊重西方，感谢西方与我们共同发展，以这种心态来赢得更多和平崛起的机会。另一方面，西方也要更加务实，做好准备去接受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以及自身相对权势的消退。美国一份最近的报告认为，到2030年时美国将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是西方实事求是的体现，我们要鼓励这种心态调整继续和平发生。 (2012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年会2013：未来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在北京举行，第一议题“未来十年的国际格局：再思权力转移”由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