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教育部长袁贵仁强调“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之后，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提出恶狠狠的建议：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

而在半月前，供职于宁波市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徐岚在《求是》杂志上刊登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说“高校老师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西化思想已经不是个例”，并点名指责“贺卫方大谈宪政，陈丹青美化美国”。

连续三发炮弹朝高校老师袭来，一发比一发猛烈。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们都不会忘记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先从舆论发起的，当下的气氛颇为类似。

一片肃杀中，被点名的北大教授贺卫方首先反击。他的反击不令人奇怪。被点名批判却保持沉默，不是他的个性。早在2011年薄熙来当红时，他就敢发表公开信批评重庆的打黑有违法治，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胆识。

桑玉成和龚克的发声，却令人有些讶异。他们两人均未被点名，完全可以如其他大学教授那样明哲保身、保持沉默。在官员而非教授治校的格局下，发出与教育领域最高长官不同的声音，极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尤其是在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与上级保持一致口径最为保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全国那么多教授只有几个人站出来的缘故。

桑玉成教授在《讨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多点善意，少点武断》一文中，首先动情地回顾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读研时的情景：我们跟着王邦佐教授通读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跟着王沪宁教授选读从古至今的西方政治学名著，跟着陈其人教授用政治学的视角研读《资本论》。他感慨地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逐步打下人类思想史的基础。如果没有古往今来沉淀下来的经典作基础，就难以形成并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桑教授还以自己2003年曾经参与教育部的“高校思政课改革”调研活动为例，称与一辈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的北京大学吴树青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先生、复旦大学倪大奇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叶敦平先生交流，发现前辈们都感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没有深入一线的调研基础，没有长期的实践感悟，没有对学生、国家、民族未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简单地高谈阔论、草率地归因于个别人、个别事件，甚至大打网络口水仗，于问题的解决百害而无一利。

如果说桑玉成教授是在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那么龚克校长则在人民网接受访谈时直言不讳地表露自己的态度：“最近我在网上看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我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

1957-1976（反右和文革）长达20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异常严酷的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绝大多数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而文革则被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被彻底否定。

龚克直言“党在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是多次犯过左的错误”，如今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不能重蹈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反右和文革就是最明亮的镜子，警示中共以及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再搞“极左”那一套，特别要警惕像朱继东那样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的投机分子。此人在薄熙来当红之时，为重庆唱红打黑摇旗呐喊；薄熙来倒台后，他旋即批评薄是伪君子，与之切割。

今天朱继东又建议在高校“拔钉子”，以强力压制一切杂音。这既有违大学应兼容并蓄的基本理念，又有违习近平总书记“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的讲话精神。他的目的何在呢？把大学办得死气沉沉，将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还会有创新的中国么？因此在我看来，他的“忠心”背后是深沉的黑，是对中国的“高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