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网讯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土地征收办工作人员结伙勾结，利用各种手段，套取国家扶贫开发征地补偿款2000余万元，涉案32人。

　　●检察机关依法将30名犯罪嫌疑人审查移送起诉，已有14人被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

　　●当地纪检监察部门根据检察机关移送的线索，对13名党员干部进行了党纪政纪处理。

　　●此案为四川省10年来扶贫开发领域最大的窝串案。

　　2015年4月，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接到辖区阿署达彝族村村民实名举报称：有个别村民与征地拆迁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共同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由于线索反映问题涉及扶贫开发领域，事关群众切实利益，该院立即成立专案组，拟定初查方案，明确初查目的、方向、范围、方式、策略和步骤，经检察长同意后展开初查。

　　更改数据10人套取补偿200万

　　为快速找到切入点，专案组将调查重点集中在对涉案人员背景资料以及阿署达村征地拆迁情况的收集上。经过细致审慎的摸排，专案组掌握到，阿署达村土地拆迁工作由区土地征收办牵头开展，原始资料全部记录在基础数据调查表上。同时，专案组发现，征地调查表在管理方面存在三个漏洞：一是征地工作结束后没有及时对调查表进行电脑备案，为修改、虚增数据提供了可能；二是征地工作人员在征地工作结束后没有及时在调查表上签字，存在事后统一补签的情况；三是调查表由个人保管，无人监督，埋下修改、虚增数据的隐患。正是这些监管漏洞和管理隐患，为贪婪小官留下了可乘之机。

　　2012年上半年的一天，银江镇农办主任的车子坏了，该主任安排拆迁工作人员杨玉军、黄飞(化名)把放在车上的所有入户调查资料放到杨玉军车的后备厢保管。杨玉军看时机成熟，当时就对黄飞说：“机会来了，看能不能更改调查表数据，增加征地补偿款，想办法把补偿款套出来？”二人一拍即合，遂伙同村民小虎共同套取补偿款40万元。

　　尝到甜头后的二人肆无忌惮，利用征地拆迁管理方面的漏洞，伙同银江镇城市建设与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雨(化名)、阿署达村拆迁户张良学(化名)等10余人先后套取国家扶贫开发补偿款200多万元。

　　贪婪行径最终让他们吞下了自己种的恶果。经攀枝花市东区法院开庭审理，杨玉军被判犯贪污罪，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犯受贿罪，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同时杨玉军非法所得赃款5万元予以没收，其余赃款予以追缴。

　　13人造假土地亩数虚增7倍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专案组发现，涉案人数越来越多，两条上下贯通的不法链条已经清晰呈现出来。一条贯穿于阿署达征地拆迁项目，一条隐藏于攀钢尾矿扩容技改项目。两个链条看似毫不相关，但却因共同的征地拆迁工作人员张世梁联系在了一起。

　　2011年攀钢尾矿扩容技改项目启动后，阿署达村二社社长鲍世新(化名)找到张世梁，要张世梁在征地拆迁中帮他在户头上增加几亩土地，并约定套取得来的征地补偿款会分一部分给他。几经劝说，张世梁表示同意。但当鲍世新看见征地调查表时，他惊奇地发现，张世梁很够意思，原本只有2亩多的土地，经张世梁“操作”后，轻而易举就增加了14.6亩。抱着“人家够意思，自己也不能不开窍”的心思，鲍世新在44万多元补偿款发下来后，第一时间就给了张世梁20万元。

　　同时，讯问鲍世新时，专案组发现张世梁涉嫌1.6万元的犯罪线索。专案组根据线索顺藤摸瓜，查实张世梁在从事扶贫开发征地拆迁工作的3年内，连续伙同鲍世新、拆迁村民杨广荣(化名)等13人，采取虚增征地数据的手段，套取国家扶贫开发征地款300多万元。专案组根据杨玉军的交代，银江镇城市建设与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冯均、雷雨被立案侦查。通过对二人的讯问，专案组也掌握了阿署达村二社社长鲍世新、四社社长杨元平的犯罪线索。

　　至此，专案组共集中加班突破主要嫌疑人时间长达4个多月。一年间，该院上至领导，下至干警，放弃所有节假日，始终坚守在工作第一线，共走访村民200多人，调取材料8000多份，形成司法会计鉴定上千页。为用活用好线索，专案组努力挖掘每一条信息的潜在价值，以小见大、层层深入、梯次推进，始终牢牢把握办案主动权。

　　身兼数职权钱交易空间大

　　“遏制和减少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打击是治标之举，预防才是治本之策。”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预防局局长刘懋娜指出。为此，该院坚持打防结合，狠抓案件查办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发案规律的总结和发案原因的剖析，形成的《征地拆迁工作中存在职务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被四川省检察院转发推广，报告深度揭开了该区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窝串案的秘密。

　　2010年，张世梁从银江镇政府调入东区土地征收办，负责测量工作、记录数据、签订协议、补偿款的发放、地表清除、移交土地等工作。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项目实施后，张世梁担任该项目现场工作组下设协议签订组副组长，主要是负责被拆迁村民的摸底调查资料核实、补偿资金核算及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

　　从张世梁职责可以看出，他一人身兼数职，权力过于集中，拥有较大自由裁量空间，对资料收集、复核、统计、征地拆迁面积补偿的认定具有确认权，成为部分被征地户获取非法利益的寻租对象。

　　2012年，在攀钢尾矿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中，村民起加才主动找到张世梁，欲利用其职务之便，帮忙“整”10多亩土地，以套取政府发放的征地补偿款。为取得张世梁同意，他先是给了张世梁10万元的银行卡，后又以四社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能够证实其有10.46亩土地需要补偿的证明。这份证明需要时任四社社长杨元平签字和村委会盖章。起初杨元平不同意，为达到目的，起加才找到村长韩大海(化名)打招呼，杨元平最终放弃了原则，在证明上完成了签字盖章。起加才因此骗取土地补偿款37万多元。

　　杨元平作为基层干部，缺乏法制观念，对违纪与非法犯罪的界限模糊，抱有侥幸心理、从众心理，在金钱的诱惑下一次次突破底线，铤而走险，最终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2012年10月，在阿署达征地拆迁项目中，因有10座无主坟经登报后仍无人认领。而杨元平深知此类无主坟采集和基础信息确认缺乏规范的操作流程和监督机制，便利用这一漏洞，与征地拆迁工作人员黄飞预谋找阿署达村三社村民蔡有忠来认领无主坟，待补偿款下发后进行私分。通过精心谋划，他们共骗取土地补偿款8万元，仅有5000元为迁坟所用。

　　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频发多发，究其根本还在于征地补偿工作透明度不够。征地拆迁部门或相关人员大多只向群众公开相关政策，而具体的征地拆迁面积、应拆除面积、附属物、补偿标准、补偿金额等都不公开，或者公示不深入、不彻底。这种不透明公示，为不法分子搞暗箱操作、权钱交易提供很大空间。

　　打防联动堵塞团伙作案漏洞

　　多年来，东区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克服纯业务观念，既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又十分注重人文关怀，始终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的司法理念。为此，讯问间歇，侦查人员会适时主动给犯罪嫌疑人宣讲法律法规和刑事政策，并在不涉及案情的情况下，做一些心理疏导，放松犯罪嫌疑人紧张情绪，缓解其思想压力。同时，最大限度给予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合法合理的照顾，坚持用证据和道理服人，让当事人既感觉到法律严肃，又体味到人间真情、社会温暖，使他们自觉配合办案。

　　2015年8月，正值芒果收获季节，侦查人员通知阿署达村村民鲍和贵(化名)接受调查期间，得知其家里有大片芒果需要摘收和出售，为避免和减少芒果损失，该院本着不仅要使法律有力度更要以人性慰人心的原则，给予了他十余天的到案宽限时间，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将家里的芒果妥善处置。这一举动不仅感动了他本人和家人，更是受到当地村社干部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检察公信力和执行力得到显著提升。

　　张红(化名)是案中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还是一个未满9个月孩子的妈妈。基于张红的特殊情况，该院给予张红在办案间隙给孩子喂奶、夜间回家照顾孩子等合理人文照顾。随着案件的深入，张红被办案检察官的关爱和关心所感化，很快转变了之前的生硬态度，主动讲清楚了犯罪事实，人文办案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讯问期间，张世梁痛风发作，该院迅速启动“检医联合”机制，开辟绿色通道，从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抽调两名医护人员对张世梁进行专门治疗和陪护。细致的人文关怀让张世梁内心受到极大震撼，最终放下沉重心理包袱，陆续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达到了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村民王富元(化名)起初被依法逮捕，羁押期间，该院得知其双侧股骨头坏死，且经常发病，考虑到其身体状况及其悔罪认罪态度，改变了强制措施，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王富元对检察机关的宽大政策和人文关怀表达了深深的谢意。该院用足用活刑事政策，用真情感化犯罪嫌疑人，从灵魂深处打动犯罪嫌疑人，达到了既惩罚犯罪又教育挽救嫌疑人目的。

　　这些案件被移送起诉后，该院针对扶贫开发领域人员组成复杂、管理混乱、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经多次研究反复论证，撰写了《东区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发生原因及预防措施分析》，获得了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为巩固和深化工作成效，该院联合区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区民政局建立了长效机制，会签了《关于在东区群策群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工作中预防职务犯罪加强联系配合的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扶贫开发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举措。同时，先后组织区镇村社干部300余人开展了职务犯罪预防宣讲，通过以案释法，增强群众法治观念，提升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