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 刘明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天的中国正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国，我们需要有更为开阔的世界视野去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国运盛则学术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正获得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和条件。我们要正视目前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努力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当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世界史学科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并不是从中国史学科派生出来的分支，它发端于近代“西学东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模仿苏联的专业设置，将世界史与中国史分立，各高校历史系也随之成立了与中国史各学科相对应的世界史方面的教研室、研究所。可以说，我国世界史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世界的。还要指出的是，与西方以自己为中心书写世界历史不同，我国的世界史通常是指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就是没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其次，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还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对我国史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其中最显著的进步是在历史观上的进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历史有规律可循、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些重大理论使我国史学的历史观念有了质的飞跃。但在历史研究中也出现了机械、教条运用唯物史观的倾向，能将唯物史观科学运用到世界史研究中的更少。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学者放弃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传承，这导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难以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整体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原因在于一些学者又开始热衷于追捧西方史学理论，如兰克学派、年鉴学派等观点成为时尚的学术话语，一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总是跟着西方史学理论亦步亦趋。最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尽管在克服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方面付出极大努力，但必须承认，研究某国史的中国学者与该国史学专家目前仍难以在材料掌握和文化体认等方面相抗衡，在学术研究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对西方史学的借鉴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借鉴必然要经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批判选择再到自主创新的过程。目前，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将理性的批判借鉴升华到自主学术创新层面。新时代，我国世界史研究要进行自主学术创新，不断提升在国际史学界的影响力，需要从各个方面入手，当务之急莫过于在学术体系上摆脱西欧中心论、西方史学理论的束缚和影响，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西欧中心论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已成为横亘在一些世界史研究者面前难以逾越的障碍。西方学者首先提出全球史观说明，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以西欧为中心来解释世界历史并不合理。以西欧中心论来考察世界历史，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倾向。比如，将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灭顶之灾的殖民侵略美化为史诗般的“地理大发现”，这显然背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破除西欧中心论，并不是否定西方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但对于一些谬误则要予以纠正。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要求我国世界史研究者在治学思路上要有新突破。研究世界历史不可避免要有一定的视角，而多重视角则可以丰富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我国学者当然应该有自己的视角，应该站在世界历史发展整体的高度写出自己的世界史，只有这样的世界史才是中国人应该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世界史。另外，在世界史中说明中国的重要地位、历史作用，也是中国史家的责任与义务。这就要求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能够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追求中外会通的学术境界。在许多领域，如果我们能把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进行比较，不仅能够对西方史家的某些理论模式进行纠正，而且会有新的发现与创新，获得西方史家所不能取得的原创性成果。这样，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就不会单方面地只做学生，而是可以与西方国家的研究者互为师友、切磋交流了。

 

充分发挥唯物史观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唯物史观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演进趋势。把唯物史观作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我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优势之一。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的是科学的指南，而非具体的历史答案与阐证模式。过去，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曾有过将其语录化、庸俗化的倾向，这个教训应当深刻汲取，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要从客观的史实出发，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这一点，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连续性、丰富性在世界史学发展中无出其右者。中华民族是具有高度历史理性的民族，注重以史为鉴，善于用历史理性在变化中把握真理。西方许多学者看不出中国史部典籍中的思想观点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理论与方法，不理解中国古代史家“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方式，从而错误地认为中国虽然历史典籍丰富但史学思想贫乏。还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很大程度上蕴含在经学当中。中国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最初史为经之源，史学与经学的密切关系是中国所独有的，也是解读中国传统史学意蕴的重要切入点。当前，我们要以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需要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比如，以《易经》的“通变”思想解读历史变动包括制度的因革损益，以《公羊传》大一统思想论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关键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史学界应以开放的态度，有鉴别地汲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实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以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去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

 

　　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何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是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提出的时代任务。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迫切要求人类的思维和观念来一次深刻革命。新思维的基础是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利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共存共亡、共荣共衰。顺应时代发展大趋势，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显然突破了西方国家以邻为壑的狭隘视角，是对中国古代“天下一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国世界史研究要深入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世界史学科的时代价值。这也将为世界史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