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消费互联网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亿万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但作用于农村的又并非仅有消费互联网。

 

　　截至2017年12月底，我国农村网民占比为27.0%，规模为2.09亿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5.4%。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广大农民触网“门槛”不断降低，互联网打破地域区隔和时空限制的优势不断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演进，新技术也在农村地区找到了更多可以一显身手的场景。

 

　　从普惠金融到提升教育质量，从乡村治理到电子政务，互联网正在让偏远山村有机会和发达城市站上同一条起跑线。

 

　　↑农行员工走访河北省宁晋县玉峰粮油经销处，与负责人交流农银“e管家”使用情况。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新技术“破题”普惠金融

 

　　新农人以崭新姿态通过互联网进入经济社会系统，为农村互联网金融提供了广阔空间和现实基础

 

　　今年1月份，四川绵竹市马跪村村民李德成从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贷到5万元，把自家的养猪场扩建到了2000多平方米，这已经是他第6次拿到中和农信的贷款了，尽管每次钱都不多，却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李德成能拿到贷款，背后少不了数字化的力量。2015年起，蚂蚁金服开始与中和农信一起探索“互联网+农村信贷”的新模式。蚂蚁金服为中和农信定制研发了一套针对农村地区的特别算法，能够在小数据样本上完成算法训练，从而比较精准地预测贷款风险。

 

　　“由于下乡高成本和客户的分散性，过去金融机构网点很难渗透到农村偏远地区，服务也不充分。但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正在帮普惠金融‘破冰’，让普惠金融服务更方便、更简单、更有效。”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顾雷说。

 

　　小额信贷正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起点。有研究表明，小额信贷每增加10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就将随之增长0.939个百分点。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缓慢、融资难问题严重阻碍着农民脱贫致富的进程。“原因在于，农村借款人信息和抵押物都有限，而作为供给方，农村金融机构面临高运营成本以及高风险。”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张林表示。

 

　　数字化正好能解决这一矛盾。拿风控来说，数字小额信贷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海量数据分析，精准反映用户人群画像和行为偏好，并预测未来征信状况，从而在“三农”领域扩大授信范围。同时通过建立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贷前、贷中和贷后风险管理机制，解决金融机构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做到全天候随时监管放贷情况。

 

　　从目前来看，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依托数字信息技术拓展小额信贷的触达渠道和应用场景，另一方面，新兴互联网机构基于金融合规、技术驱动和场景依托3个前提，也在探索有效解决实际场景需求的小额信贷服务。《“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显示，预计到2020年，“三农”领域的互联网金融总体规模（不含互联网理财）将达到2400亿元，融资租赁、消费金融、供应链（产业链）金融、众筹等模式都在农村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基础。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农人正以崭新姿态通过互联网进入经济社会系统，这也为农村互联网金融提供了广阔空间和现实基础。

 

　　新方式推动教育均等

 

　　互联网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公平教育的机会，也能让贫困地区落后的教学方式逐步向现代化教学方式转变

 

　　依靠互联网，河南省卢氏县果角村教学点的马有才老师今年第一次给孩子们开了音乐课。教室里的大屏幕那头是县城小学的专业音乐老师弹琴领唱，这头则是班里17个兴奋不已的孩子。如今，卢氏县199个在大山深处的教学点已经实现了网络课程资源全覆盖。为卢氏县提供网络教育平台的沪江首席教育官吴虹说得颇为动情：“山的那边是什么？是互联网，我们想用互联网让山里的孩子看到山外的世界。”

 

　　互联网正在帮助优质教育资源连接更多农村孩子。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郭凯天坦言：“互联网数字技术可以为乡村地区提供公平教育的机会，也能让贫困地区落后的教学方式逐步向现代化教学方式转变。”

 

　　在国务院近期对“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总体部署中，“互联网+教育”同样被视为提高乡村学校办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对此解释说：“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要加强硬件建设，实现两类学校宽带网络全覆盖。引进或开发慕课、微课等课程，保障两类学校开齐开足开好课程。促进两类学校师生与优质学校师生共同在线上课、教研或交流。同时运用信息技术，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学习和改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

 

　　“互联网+教育”在乡村的拓展已有基础，一方面，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2012年的25%上升到90%，学校网络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等项目也在顺利开展，有1000多万名中小学教师、10多万名中小学校长、20多万名职业院校教师接受了信息化教育培训。

 

　　不过，专家们也认为，“空中课堂”和“在线教师”的引入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乡村学校还要注重利用互联网提升自身的教研水平。黑龙江省教育学院教研中心主任金春兰表示，乡村学校不仅需要提升学科教学水平，也需要提升教育观念。“乡村学校还要充分发挥‘在线教师’的专业引领作用，比如通过‘在线教师’链接其所在学校的教研组和学校，输入学科教学经验和学校教育经验，推动乡村学校教研组和学校的整体进步。”

 

　　新途径优化乡村治理

 

　　互联网成为了村务信息公开的新媒介，也可以让外出人员“近在身边”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80%的村民手机里都有一款名为“三清贾汪”的应用程序。“大到村务财务收支，小到个人补贴，笔笔账都清清楚楚。”马庄村会计站站长孟庆成告诉记者。在这个应用程序里，从“财务收支”“村里资源”到“村里资产”，截至目前，已经汇集了贾汪区各个村庄的13903笔村级财务收支明细和2977项三资情况。

 

　　“互联网+政务”同样在乡村释放着能量，互联网成为优化乡村治理的新途径。一方面互联网成为村务信息公开的新媒介，让村务管理有了“明白账”。与“三清贾汪”一样，在上海郊区，几乎每个村委会都有一台被称作“农民一点通”的信息终端机，在这里，村民们同样可以查到集体资产、资金和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涉农项目补贴的发放情况。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方志权介绍说：“拿水稻种植补贴来说，村民不但能够查询到‘本人应得、本人实得’的数据，还能监督其他人的应得和实得数据，如果有疑问，可以随时咨询或投诉。这样村务就变得更加公开和透明。”

 

　　另一方面，互联网打破时空区隔的优势，让“万水千山”变为“近在身边”，从而为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我曾经在村里的微信公众服务号上发布过一个村里集资修路的信息，很快在全国各地打工的村民们就给我反馈了好多意见，他们虽然人不在村里，却能参与村里的大小事务。”山东省菏泽市单县高集村的村会计张新年告诉记者。通过社交工具，乡村中外出和留守成员同样在建立起新的情感连接和信息连接通道，村务管理、活动组织、通知下达等基层工作也获得了新的互联网化呈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