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上近期美国一些人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出口增长带来不小挑战。如何应对？我们认为，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扩大内需。目前，我国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爬坡阶段，内需潜力巨大。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内需的潜力释放出来，外需不足内需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需求与供给是对立统一的。没有需求的供给必然带来产能过剩。没有供给的需求只能是望梅止渴。经过40年快速工业化，我国已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在需求方面，我国人民食衣住行等基本物质消费已经满足，正处于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转变的阶段。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呼唤供给结构的调整优化，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供给不仅能够满足需求，而且能够创造需求。我们不仅要通过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提高人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满足和创造需求。当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内需潜力的重点应当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升级，满足市场需求。目前，我国在一般传统制造业产品产能过剩的同时，一些高精尖产品、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名牌产品仍处于短缺状态，包括芯片、航空发动机、新材料、清洁能源等，严重依赖进口。哪个企业能够通过自主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就能获得发展的商机。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企业联盟，促进产学研结合，集中资金、人才等要素，对重大关键技术实行联合公关，成果共享。要竭尽全力尽快突破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对技术的封锁和垄断。贸易战的本质是科技战，美国对我国出口的打压和对高科技产品进口的封锁，目的是否认我国的发展权。在这样的形势下，奋发图强，以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升级，发展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是唯一选择。

 

　　第二，以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释放新动能。截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尚有5.6亿人口，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缺乏竞争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必将释放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印发，提出了到2022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目标，从要素市场、公共服务、乡村经济、农民收入等方面对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为我国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凝聚城乡发展合力、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针对造成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提出了促进城市资本、人才、技术向农村流动的举措，对农村土地包括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允许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中村、城边村、村级工业园等可连片开发区域土地依法合规整治入市；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房地一体、分割转让”。以“三块地”为平台，撬动各类要素下乡，必将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农业现代化将激发大量农业机械、农业设施和水利建设的投入；新农村建设将激发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大量投入；农民工市民化将对城市建设提出巨大需求。如果说前40年我们主要依靠工业化、城市化拉动了经济增长，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新的强大动能。

 

　　第三，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切实补短板。公共服务业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文化、法律、咨询、审计、市场中介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供给短缺，成为当前供给结构中的明显短板。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必须改革供给管理体制，扩大市场准入，发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可考虑建立公共服务价值补偿机制，使公共服务投资能够获得合理回报，从而形成公共服务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为此，要建立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机制，赋予公共服务业投资项目相应的政策。需要认识到的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公共服务业能不能有一个较快发展，满足广大居民需要，主要责任在政府，努力使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方面，各级政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以高质量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第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数字经济发展。随着信息技术进步，智能化社会和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移动支付、网络金融、共享经济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同步甚至领先水平。应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在形成国际标准后，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条件。在优先搞好国内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逐步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更多国家的人民受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当期需求和未来发展影响巨大，应充分论证，力求寻找最优方案，避免投资失误和浪费。

 

　　此外，发展煤炭清洁燃烧技术，降低对进口油气的依赖，亦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近年来，我国通过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有所降低，但近期内主要依靠煤炭的局面难以改变。发展煤炭清洁燃烧技术是立足于国内资源的必然选择。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工作，把握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强相关技术攻关和设备研制，加大推广利用力度，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总之，瞄准上述几个领域集中发力，就能迅速形成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较快增长，从而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研究二部主任刘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