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居庙堂，而有高迈
出生于徐州的李可染其实是一个苦孩子出身，其父先为农民，后为渔民，双亲均是目不识丁。李可染因为好奇而早入艺途，因为颖异而常遇贵人，年少时有乡贤钱食芝提携，继而得林风眠赏识，复而为徐悲鸿推崇，更有齐白石、黄宾虹并世两昆仑为其靠山……而李可染成就大业的根本原因则是他自身追求的高迈。
李可染直到年届74岁时的1981年，才担任举旗不挂帅的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一生的绝大多数时期只是一个艺术家、一介布衣，但他的一生所系，主要是通过艺术而关乎天下与民族。年轻时，他以艺术而投身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在杭州参与的“一八艺社”等进步学生运动是一个艺术青年的热血之举，在家乡徐州从事的唤起民众工作、在武汉等地创作的许多抗日宣传作品则是一个艺术家的社会担当。到了晚年，李可染作为一个艺术大家，参加了大量的公益活动与慈善事业，赤子之情与仁爱之心是李可染艺术的人文基石，深厚而又广大。
其人文思想化入艺术，则是他把自己的艺术探索与艺术创作始终归结为艺术时代性的提炼与总结。早在杭州国立艺专求学时，他以中国画底子而转入西画专业，且后来居上，在于他学习的勤奋与思想的活跃。20世纪40年代前期，他应邀担任重庆国立艺专讲师时，提出“以最大功力打进去，以最大勇气打出来”,深入传统堂奥，由文人画而及宋元画理、汉唐气象。50年代初，他和张仃等人有感于元明文人山水画的清疏与清代院体山水画的刻板，大胆地深入生活、深入自然，且坚持不懈，从而开辟了山水画的新天地。60年代初，他把学习所得、生活所得、思想所得转化为艺术所得，采一炼十，由对景写生转向对景创作，完成了个人艺术面貌的塑造与展开，同时确定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山水画艺术的时代坐标。更为重要的是，70年代中后期至去世之前，他在“为祖国山河立传”的旗帜下，以雄厚精进的创造力，把个人所有转化为时代所有，把艺术所有转化为历史所有。
李可染一生的主要社会角色是教师，正是在课堂上手把手教学的过程中，正是在带领学生外出写生的路途中，李可染通过言传身教，把自己的人生色调敷设在年轻学子的底版上，把自己的思想情怀浸漫进年轻学子的脑际里，把自己的探索追求扩大为师生共同奋斗的事业。李可染以寂寞之道，创立了中国美术的“苦学派”.李家山水不仅丰富了中国山水画图式宝库，更让20世纪的中国山水画可以无愧千古，笑傲江湖。
不处江湖，而得纵逸
李可染弱冠时即以大字榜书而让乡亲们纷纷登门求春联。年轻时，他的个人展览会举行，徐悲鸿等名流或以作品交换，或付钱相购。上世纪60年代，北京荣宝斋销售其作品，价格已然不低。80年代初，香港艺术品拍卖会上，李可染的作品便高逾数万。这些年来，其作品在海内外，无论是画廊经营，还是拍卖，行情都是一波未了一波又起。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张大千组成的第一方阵，带动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不断上扬，体现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基本走势。
其实，李可染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任一阶段，都只是顺其自然，他不排斥市场，不讨厌金钱，不拒绝收藏，但他不喜欢哄抬炒作，也不愿意独享其成，更不愿意让市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他始终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一个辛勤的耕耘者。
李可染多年以画牛作为应酬的手段，因为画牛比画山水要轻松一些，快捷一些，也因为他笔下的“牧童遥指杏花村”,远较他那黑乎乎的山水，更让一般观众喜欢。其实，他在花鸟与人物方面下的功夫也是穷追究竟。在重庆艺专当讲师时，他着力研究中国画的文人画传统。他崇尚文人画的清朗与率真，其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高人逸士还是仕女走卒，都放逸恣肆。1947年，在北平国立艺专任教时，他登门拜齐白石为师，直至老人去世，整整十年，他有空即为老师磨墨抻纸，虚心讨教。不仅白石老人大写意花鸟画的磅礴气势在李可染的牧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其拙朴的民间意味还在李可染的书法、山水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求学于杭州国立艺专时，李可染认识了印象派作品的光感，并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让其在中国画的墨色中变化闪烁。上世纪50年代，李可染多次去浙江写生，在杭州时，他住在黄宾虹先生家数日，于朝夕相处间，于笔起墨落中，寻求老师的思想轨迹，印证艺术的真谛。在对北宋山水、特别是范宽艺术的研究中，他确立了壁立千仞山体图式，并赋予这种图式以纪念碑之意义。在追随并实现黄宾虹“浑厚华滋”艺术理想时，他将笔法确定在魏碑之拙辣，而重点寻找、扩充传统墨法、甚至包括黄宾虹“七墨”的表现力与冲击力，在北派山水的浑厚中增加了圆融幽微，在传统山水的意象世界里开始了抽象，由此，时代感与历史感、个性与艺术性在一片交响中融汇成既高昂而又纵逸的李可染艺术。
李可染的艺术因其影响的广大而早有学术定位与市场行情，如今，当他的作品《长征》拔得中国近现代艺术拍卖市场头筹时，我们应当看到这位天才型的艺术家的伟大成就其实是平地而起的丰碑，一砖一石，都是他以汗水与智慧捡拾、堆垒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应当如此--以丰厚来回报伟大艺术家的创造。
据微信香港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