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是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简牍发现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00年至1970年，主要是在我国新疆、甘肃、内蒙等西北地方的长城沿线边塞烽燧遗址发掘所获两汉简牍，内容多为守边、屯戍之行政文书。这一时期在长江流域发现的简牍资料非常稀少。第二阶段从1971年起至当今，除西北边塞、邮驿发掘的简牍外，主要是长江流域的战国秦汉墓葬中发现了大批简牍。

    简是指用竹和木切削成薄片，一般每简写一行，偶尔有两行者，每简可写数十字或百字左右，简编连在一起为册，简是中国书籍、也是中国书法的最早传播体，牍是长方形的薄木片，又名方，书写内容较少时，可以写在牍上。在造纸术发明之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甘肃是发现简牍最多的省份，享有简牍之乡的美名。

    近百年来，在甘肃发现的简牍约65000枚，占全国简牍的六分之五，它们的时代约为战国至西夏，内容有日书、诏书、法令，董文制度类和军队奖罚类，公文私信类，粮草、名籍、部类以及诉讼和杂技类，甘肃简牍不仅数量巨大，时间跨度长，而且材质多样，关于简牍的规格，文献记载有三种，汉尺二尺四，一寸二，八寸。甘肃发现的简牍最长的达56.5厘米，最短者不足4厘米，宽度在0.7-2.5厘米间，书写字体包括真、草、隶、篆各种字形，其中以隶书和章草最多。《仪礼》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书籍经典作品，记录了周代贵族婚、丧、祭、食、舍各种礼仪和道德规范，是贵族社会必修的教科书。

    《礼仪简》出土于武威新华乡汉墓区6号，共469枚，分为三册，甲册每简书写一行，约60字，乙册百余字，丙册20-60字不等，为一简，分别由众多书者抄写，虽然书写的水平和笔法风格各有不同，不乏素手之作，但总体上不失为书法的珍品，其文字形态字体扁平，蚕头燕尾，有些勾画，格外夸张。“武威医简”出土于武威旱滩坡。内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疑难杂症，武威医简为典型的汉隶风格。已具备成熟的隶书向行书转换时的字体的雏形。

    悬泉汉代简牍，1991年在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悬泉置遗址是汉代一个重要的驿站，负责为丝绸之路南来北往的人员提供住宿饮食和车马服务，并负责中原与西域运输的传递，记载了驿站车辆的配备，损坏，维修的情况。

    居延汉简，是精品中的精品，“烽火品约”简，1973年出土，该册出土长38.5厘米，宽1.5厘米，质地为松木，据判断，应为东汉初年所书，品约是指当时的烽火狼烟的传递方式以及规章制度和法令条令，简牍记载的烽火种类有：蓬、表、积薪，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如代表敌人，数量的多少，在什么地方进犯，是否掠夺财物等等。《永元器物薄》是一件由章草写成的，有70多篇木简编册而成，主要记录东汉中期汉和帝雍元年五年至永元七年，公元57-60年三年间居延官、军队，消耗物资的情况。

    敦煌简牍、居延简牍、武威简牍、天水简牍等大批汉简出土，表明在秦汉、魏晋时期，西北书法有广泛的用途和众多书写的人群，具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书法的转折时期，西北的书法以其雄厚的实力和多元的书风，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秦汉魏晋简牍是这一时期中国书法的精髓所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书体正是由篆向隶转变、篆隶真草行书形成的时期。简牍提供了书体从生成、转变、成熟的全过程，从而看出书体的发展是纵横两个方向发展。西北汉简中有明确记录汉简的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征和五年间（公元前88年）、始元二年间（公元88年），这些简牍为研究中国书法演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一、篆书向隶书的转变并非由隶而楷，由楷而行草，在秦代，篆书和秦隶同时使用，汉初隶书和行书、草书兼备；二、西汉晚期，汉隶已向分书演变。武威医简用笔多为隶书带章草的韵味，又有明显的波势和挑法；三、字体奇异多变，纵横奔放、雄宏厚重、格调高古；四、行书的形成，作为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的书体，行书行笔无拘无束，速度快捷。行书的形成应在隶书和章草的过渡之间；五、用笔多为雄厚粗犷的方笔，给人一种气势雄壮、潇洒率意的快感。浩瀚的西北汉简艺术墨宝，让我们感知到书法演变的历史轨迹，同时，也领略到简牍书体独有的书道和书法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