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是高级的、精确的精神产品，是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产物。书法艺术具有强烈的传承性的特点，这种传承是在继承上个时期书法的经验基础上的创新，任何离开对传统书法的所谓创新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书法的变异往往不是突变的，而是渐变的，只有积累到一定的量变才能导致质变，并且书法艺术是多人而非个人创造和继承的一门艺术，它强调在共性中有个性，共性是由无数个性的相似性所表现的，因此，书法资源的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

    所谓书法资源是指一个时期书法作品本身以及它所传递的时代精神和艺术风格，中国书法资源可分为六种：一、甲骨文，金石文；二、碑学；三、帖学；四、秦汉简牍；五、敦煌写经；六、楼兰残纸。碑学和帖学是传统性的书法资源，秦代以前，中国书法基本上是以碑学和帖学为主要的书法资源，人们的书写是从临摹历朝历代的帖字和碑学拓片开始，并从其中吸取营养，其变化也是在帖字和拓片的交叉和相互影响中出现新的书风的。明清之际，碑学为中国书法注入新的活力，人们从散见于荒郊野岭的碑刻找到了新的书法资源，形成了碑学和帖学之争，并通过争论让书法出现了一次大的变革。然而这种变革，仍未脱开主流书派形成的传统书法范畴，充其量是在个别笔法和章法上的创新而已。

    20世纪初，中国西北地区陆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秦汉魏晋简牍，这些简牍的发现，提供了在五种书体形成初期书法的真实墨迹，为中国书法的研究和临摹打开了一扇窗户，来自简牍自由奔放的书体，和无拘无束的笔法让人们看到了书法初期的活力，并为之震惊，秦汉简牍的发现事实上是对碑学和帖学传统书派极大的冲击，在某种意义上秦汉简牍要比碑学和帖学更具有书法意义。然而，由于长期碑学和帖学的统治地位，秦汉简牍自发现以来，直接对它的研究和临摹是不够的，它并未形成整体意义上对中国书法的冲击力，至今仍然局限于少数书家的临摹和变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书法的悲哀。敦煌写经发现于1900年，经卷的时间跨度从北魏到五代，其中以唐代的作品居多，距今最远的有1500年的历史，最近的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书体多为楷书体和魏碑体。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理、历史、契约、户籍、文学、医学、数学、音乐书法等领域。卷帙浩繁，举世罕见。其中佛经居多，如妙法莲华经、佛说三十七品经、大乘入楞伽经、瑜伽师地论、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大般涅盘经、大智度经、摩诃般罗密经等。

    敦煌写经始于西晋、历经北朝、隋唐、五代、宋初。数万件写经中，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体俱全。敦煌“写经体”书法，在书法风格上大致分为书写集中涉及到的三个演变阶段，即“魏晋写经书体由隶向楷的初级演变”,“北魏到隋初写经体从隶书形态中蜕变出来”,“敦煌写经体向唐楷的成熟演变”,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千年前佛教经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详实地记录了中国书体演变的历史样本，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髴

    敦煌写经一部分是专业抄经手，另一部分则是平民书者，可以说，专业书者和平民书者的水平是有差别的，但恰恰是这一点保留了中国书法长达1500年历史中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虽然我们看不到行书草书这两种最流行的书体，但我们仍然能判断出笔法章法和墨法的演变过程，相对而言，写经体的价值要低于秦汉魏晋简牍，因为它更多的是官方使用的笔法以及对神的敬重而压抑了书者的自由创作，我们看到的是整齐华丽虔诚敬畏的书风，而较少领略书者个性的风采。

    古人云：“取法乎上，及于其中”.如上所述，书法的传承是对书体墨迹的临摹，和对原作书写状态的感悟为上的，书法引领的真谛是真迹，唯有真迹才能体味其中，楼兰残纸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最多的魏晋真迹，它让我们真正看到了魏晋的东西，虽然也有同时代的简牍发现，但是简牍和纸上的书写完全是两码事，纸上书写更能完全保留，并真实再现书法的原貌以及书者的精神状态，因此我把楼兰残纸和碑学帖学并列地放在等量齐观的地位，列为中国书法资源之一。它虽然数量较少，且随笔而写，但是它所具有的独特的书法价值是无与伦比的。书法创作有两种，一种是刻意创作，一种是随性而为之。

    楼兰残纸的书法精神是自由的、人性的、具有创新性的，它无拘无束、天真率意、肆情挥洒，我写我书的书风，令人爱不释手，望而生情。在笔法、结体、墨色、章法方面与碑拓帖片都大相径庭，它才是碑学与帖学的后“标本”,是书法千年传承的“原始基因”.

    这种自由乃至放纵的书道被后来的书者们传承下来，颜真卿《祭侄稿》笔走龙蛇，大开大阖，把一腔愤怒不平跃然纸上，怀素《自叙帖》写到最后，忽然大叫数声，突出几个大字，激情飞扬，势不可当，大概就是这种基因的灵光再现吧。据《中国书法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