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民国首都南京有过一场著名官司：画家徐悲鸿状告年仅18岁的任仲年造假。

    徐悲鸿列举了很多事实，证明任仲年造了很多他的假画并兜售获利。任仲年请了当时南京着名律师王龙为自己辩护，审判结果居然是任仲年赢了，徐悲鸿输了。任仲年胜诉的理由是：徐悲鸿是我的别名，我在自己画上落这个款有何不可？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任仲年，但这个被美术史遗忘的小人物，在书画造假史上却不可不提。南京旧时有个书画造假帮派，他们制造的赝品被称作“中华门造”,而任仲年就是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被他伪造过的名家，除徐悲鸿外，还有张大千、齐白石和傅抱石等众多名家。

    官司很著名，但任仲年造假水平如何呢？10多年前，笔者曾看过一幅任仲年本款的奔马图，发现他因为没有受过西洋写实绘画的训练，缺乏素描基础，骨骼与肌肉之间明显脱节。鉴定徐悲鸿的马有一个小窍门，即多在马鼻上用白粉重抹一道，力度大而光感强，而任仲年的伪作，却如粉笔拖出，死弱无力。任仲年仿徐悲鸿的赝品还有一个特点，即多数用粗纸裱成，只在边上贴上窄窄的一条绫子，这种被称为“纸裱”的装法，是旧时代最省钱的一种裱法。徐悲鸿的画在当时已价格不菲，高价买来的画却用最低的档次装裱，明显留了破绽。

    在书画鉴定中，看款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画可伪而款字是不可伪的，或者说是很难伪的。启功先生说看画有模糊度，而看字是没有模糊度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任仲年的书法功力不深，有种媚俗和刻板的味道，与画风一致。从他的款字入手，笔者又发现了他造的张大千仕女伪作，落款是上世纪40年代。抛开书法和画风不提，张大千对画具非常讲究，上世纪40年代他在敦煌临摹壁画期间，请西藏喇嘛帮他用天然矿物制作了佛头青、朱砂，今天看来仍然绚烂夺目，而这张画中所用的颜料很差，白粉全部返铅发灰黑色。

    以今天的眼光，识别“任仲年们”并不太难，他们临摹清代旧画和民国名家时，多根据母本复制，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也是在中国最早用灯箱拷贝法做假书画的一批造假者。由于造假多为得小利而为，因此颜料和装裱都很差。

    任仲年后来去了武汉，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工作，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在武汉作画。他能脱离造假行当，还应该感谢傅抱石。建国后傅抱石发现了任仲年造自己的假画，任倒也坦白：为了吃饭。傅抱石早年清贫，曾仿过赵之谦印章来贴补学费，可能这段经历使他对任仲年有了一些同情与怜悯，于是把他推荐到研究所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