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在中国遭到冷遇乃至唾弃的书，在日本却成为畅销书，人们竞相阅读——100多年前《海国图志》的命运，为中日两国此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海国图志》由魏源在1842年著成。这一年对中国意义深远：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门洞开。进士出身的魏源很早就产生了改革内政的经世思想，鸦片战争的溃败，更使他深刻认识到了解西方的紧迫性，于是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经世目标，转而走上了“师夷”的道路。

　　1841年6月，当时同样主张学习西方的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伊犁，途经京口（今江苏镇江）时见到了魏源，两位老友相见甚欢，朝夕深谈。也就在这次会面中，林则徐将之前自己在广州搜集的《四洲志》等资料交给了魏源，希望他编撰一部介绍西方的书籍以救亡图存。魏源接受重托，着手搜集资料，终于在1842年著成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照理说，《海国图志》在这样一个败世颓局中出现，应该引起很大反响才是。书的宗旨是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正为当时寻求救国大计的人打开了解西方的窗口，理应畅销走俏。

　　然而，历史却一波三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评价称，在当时，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主宰着“世道人心”，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

　　当时，魏源的好友姚莹就曾说：“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在这样的环境下，《海国图志》提出“师夷”的主张，必然会被主流社会攻击排斥，遭到人们的冷遇。

　　结果，宏伟的《海国图志》问世后，并未激起什么涟漪。据统计，当时中国有能力阅读这本书的人多达三百多万，而《海国图志》在国内却只印刷了千册左右。及至后来，连谈论这本书，也成为禁忌。

　　但《海国图志》却并未就此埋没。历史的吊诡，使它在一衣带水的日本，激起了一场巨浪。

　　由于在国内无人问津，当时有些书商开始尝试在邻国日本打开这本书的市场。1851年的某天，一艘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接受入港检查时，被查到了3部《海国图志》，随即被当成违禁品克扣下来。

　　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入了日本。

　　之后具体发生了什么，如今已无从得知。据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海国图志》在日本大受欢迎。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数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个版本，占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的一半；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近3倍。《海国图志》在日本迅速畅销，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掀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据雷颐介绍，2011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日交流与中日关系历史考察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落合弘树在其学术报告《明治维新与中国——幕府维新的日本和中国》中明确指出：“以图独立的佐久间象山‘和魂洋才’的想法，大部分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得来的”，充分肯定了《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贡献。

　　《海国图志》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不禁让人感叹。而对出版物，和以出版物为载体的思想的态度之差别，为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埋下伏笔。

　　在雷颐看来，中国自古就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对周边的国家有着强烈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这也造就了千百年来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文化优越感，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包袱。由此，当长期处于文化优势地位的中国第一次遭遇西方文化的冲撞时，优越已久的国人习惯性地将西方列强目为蛮夷之邦，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的先进性，“师夷”便成为无稽之谈。同样的，在以后每一次变革中，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清政府坐拥着华夏正统文化这个巨大的包袱，让每一次文化的对接交融都变为惯性抵触，让每一次的迈步前行都变得步履维艰，一次次地失去变革时机，最终成为国际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落后国家。

　　相对而言，日本的文化包袱没有中国那么重。目睹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后，一向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的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也让其意识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所以当19世纪中期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日本果断地接受当时更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在变革中一路崛起。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