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松博士（右）与作家余华在一起


 

    文/陈劲松

    中国当代作家中，能给文学带来真正变化的作家为数不多，余华却是这为数不多之中的一个。批评家谢有顺认为，“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个将人置于本能和形而下的层面进行观照，通过对肉体暴力的残酷书写，极端地揭示出人和世界的黑暗景象。”——在我看来，这正是作为先锋文学代表的余华所体现出来的独特魅力与价值。

    早在二十岁的时候，我读到了余华的《活着》。年少轻狂的我，在这部充满血泪的小说中感到了莫名的震撼。彼时的我，不知不觉陷入了生活的迷茫之境，开始思考人为何而活着，无奈没有一个完满的结果。余华却在《活着》里面通过一位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向我诉说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谈到这部作品时，余华曾将其表述为“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于是，我从中真实地体会到，绝望其实是不存在的，人活着，也仅仅只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后来，当我读到他的《在细雨中呼喊》和《许三观卖血记》时，我深深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余华是极其真诚的，也是极其严肃的，同时又是满怀悲悯之心的。文坛的喧嚣与嘈杂，其实都已不再重要，它们统统和余华无关。“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褒扬也好，批评也罢，余华的心中一片宁静，在他看来，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写好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对余华来说，小说创作使他和其他作家一样，在变得越来越警觉和伤感的同时，也使他的心灵经常感到柔弱无援，他甚至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环境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或许正因如此，余华的小说才逐渐得以被更多读者接受，源于读者在他的小说中看到了现实生活之外的悲悯情怀。事实上，一切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蕴涵着一颗同情和怜悯之心，且将这样的情感发自肺腑地表达出来，并以此深入人心。

    “十年一觉文坛梦”。沉寂十年后的余华，写出了被誉为“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兄弟》。小说问世之初，分为上下两部先后出版。时至今日，我更为看重和喜欢的，仍然是小说的上部，我以为它更能代表余华独特的写作风格。这部以两兄弟的悲喜命运为线索、跨越两个时代的小说，采取余华一贯的残酷、尖锐的暴力叙述视角，以及汪洋恣肆的暴力话语，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重塑了一段让人恐惧、不安甚至绝望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这种再现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一种非常态历史、一个失控时代的生活真实，并通过这种真实将人类阴暗猥琐的内心不露痕迹地展现出来。对所有小说家而言，其创作的首要目标和价值，就在于不遗余力地揭示生活世界和生命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兄弟》（上）对“文革”历史的叙述，体现出小说创作中难能可贵的真实性。正是这种高度的真实性，才令我读罢感到难以释怀乃至震撼。

    抒写小人物的苦难生活，乃余华小说创作的擅长之术，而暴力叙事则是贯穿余华小说始终的一个主题词，《兄弟》（上）也不例外。小说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叙述那样一段历史，简单处理故事和人物显然不太可能，于是和十年前的《现实一种》、《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样，余华开始了他最擅长的残酷描写。《兄弟》（上）延续了其中“暴力”与“苦难”的主题，将一段“文革”历史通过叙写一个家庭悲剧的方式向我们敞开来。“文革”是一种残暴思维的社会化普及，而小说《兄弟》（上）中的李光头、宋钢、宋凡平、李兰等人，其个人命运在这场历史噩梦中却显得那么渺小和卑微，甚至是苍白无力，他们既无法左右时代，又无法左右命运。对此，余华不惜以最残酷的描写，来直面普通人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宋凡平的惨死、孙伟一家的家破人亡，还有那些原本隐藏于普通人身上的粗暴、野蛮，都被余华通过残酷的叙述，发挥到了极致，由此揭示出人们在精神失控的年代身心麻木且荒诞的历史真实。尽管这种手法或许过于狂热惨烈，但当暴力与血腥完全掩盖了人性与冷静的时候，余华笔下的这种暴力叙事，无疑有着深刻的思想穿透力。

    相对于文学创作的主观性和简单性而言，历史是客观的、复杂的。因此，一个作家要实现对历史的重塑与客观再现，并非易事。《兄弟》（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在展现“文革”历史事件的时候，没有陷入以往某些“文革”题材作品的惯性思维：或过于强调个人的悲欢离合，或一再重复道德性的社会政治主题，对“文革”加以无情的鞭挞。与之不同的是，《兄弟》（上）中的叙述者仿佛只是一个旁观者，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言说，他以较为冷静的姿态，客观地写出了特定历史时代普通人群的生存状态。正是这种叙述姿态，余华让广大读者得以身临其境地回到苦难与残暴的生活原样之中，感受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心灵上遭受的恐惧、震悚、绝望和创伤。对那段历史中“施暴者”和“受暴者”的心态及其行为，余华并没有进行刻意的深层描述，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真实地向我们讲述了在“文革”时代，一个叫“刘镇”的地方，发生了那么一些悲惨的故事。讲述过程中，余华对参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既不居高临下地进行道德式批判，也不自以为然地发出空洞式议论。一切是非对错，留给读者自己去品砸体味。这种直面“暴力”和“苦难”、对“文革”历史进行还原性叙述的方式，恰恰是余华的叙事策略，也正是这样一种重塑历史真实的叙事方式，使得《兄弟》（上）成为一部读起来令人泪流满面的作品。甚至连余华自己也认为，《兄弟》（上）是他最厚重的小说。

    此外，作为一个深具悲悯情怀的作家，余华在展现“文革”历史的时候，为避免《兄弟》（上）故事叙述显得过于悲伤惨烈，他又在叙事风格上作了一些幽默式处理，同时，通过将主人公残酷的经历与温馨的亲情交错叙写，使得《兄弟》（上）和《现实一种》、《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异常残酷的叙事风格相比，增添了一份残酷背后的温情，并突出了细节刻画的力量。诚如余华所说：“我这部作品叙述的强度，远远高于我前面的三部长篇。比他们更有力量。”这种温情因素和强度叙述的介入，不但没有削弱《兄弟》（上）的真实性，相反，更让我看到了其中“现实主义”写作回归的迹象。在我看来，《兄弟》（上）中的那些幽默其实是一种黑色幽默，那些细节描写其实是一种荒诞细节，它们既是对一个失控时代的反讽，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那些浓墨重彩的血腥悲剧。这样，《兄弟》（上）就让我们读起来感到既快乐且悲痛，或者说，让我们笑着流泪。“将历史的本真过程及其隐秘角落还给历史，这不仅是反思或质疑某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干脆把历史本身当成质疑的对象。”因此，《兄弟》（上）再现与重塑历史的坚强和执着，使得余华笔下的历史比真实的历史似乎还要残酷得多。

    从躲在麦田里逃避父亲惩罚的孩子，江南小镇上的牙医，到最终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大家，余华一路上经历着生活的风风雨雨，也承受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从对川端康成的迷恋到一次偶然发现卡夫卡后的兴奋，余华在他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始终以其先锋性的姿态，或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或解构古典跳跃时空；或以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无论何种手法，都使得余华的小说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芒，它们详尽地展示着余华独特的人生道路。透过这些小说，我看到了一个小说之外、生活之中，始终在思考并不断丰富自己灵魂的余华。这个余华，或许不同于现实生活之中的余华，但同样让我感到那么真实，那么令人痴迷。

    几年前，《兄弟》的出版让余华喜忧参半。一方面是读者的热捧，另一方面却是主流评论家的冷评，真可谓“高处不胜寒”。但放眼当下中国文坛，又能有几人值得读者充满期待呢？《兄弟》或许有如某些批评家所言，“非常荒诞，甚至有些超现实。”但看看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生活，比《兄弟》中更荒诞的事情还少么？“每个作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写作，文学才会如此丰富。”余华的这句话，我想不仅仅是说给他自己听的，更是说给那些有着狭隘主义倾向的作家们听的。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能替代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

    是的，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这就是余华。三十年的写作生涯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作家，也许再过三十年，余华还会在小说创作中保持始终如一的真诚与智慧，并坚持小说形式和内容的独立探索。那才是真实的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