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荣膺2011年“飞天奖”的“深圳制造”的几部电视剧，感觉它们虽然在题材选择、故事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各有不同、别具特色，但它们之所以能在众多电视剧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有着一个共通的追求。我以为，这追求就是，主创者都带着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通过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塑造，彰显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

    《兵峰》：在极致环境中讲述崇高。《兵峰》的思想深度和美学锋芒，在当代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是卓异与独特的。它扎实，厚重，抢眼，感人的戏剧构建，收到了“慷慨者逆声而击节”的审美效果。《兵峰》给定的典型环境是“极致”的：冰雪、高原、缺氧，随时都可能发生雪崩、泥石流、暴风雪等等。这样的极度恶劣环境，对剧中边防官兵是“例排菜”，是如影随形的“密友”，它们对官兵们构成严峻生命挑战，随时面临，处处“恭候”。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些军中好汉，割舍了自己与现代生存方式的联系，像现代鲁滨逊，只能面对孤独与寂寞。手机不通、交通不通，无人说话，做出亲情、爱情、荣誉等等多种牺牲，精神内心接受着极度挑战，还要坚守职责，这是比肉体牺牲、物质牺牲更为残忍和深刻的牺牲。在这种罕见的孤独中，战士们还要面对生命禁区的极端挑战。《兵峰》不断拷问边防军人使命意识的纯粹性，拷问他们对人生价值的忠诚。按照梁宗岱先生的说法，“这里面几乎有一种对于生命的捐弃，可是正为了这忍耐，他终于获得了生命。”

    《命运》：书写改革者的悲壮史诗。《命运》既具有壮怀激烈的史诗气度，也拥有不可复制的史料价值。只有那些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反复更迭的人，才会强烈地意识到“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电视剧艺术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抗拒遗忘的方式，在主创者的努力下，时间被挽留下来，变成语言和画面，作为历史存在的证据。所以，我将《命运》看作是一种挽留时间、挽留历史的优秀文本，它典型地代表了主创者的集体记忆，无疑是生命与时间“斗争的工具”。《命运》凸显生命与历史的遭遇后所迸发的人的本质力量，它以炽烈的温度，展现了在举世瞩目的深圳这座城市里曾经搬演的一幕幕关于改革先行者的壮美史诗。宋梓南是一位刚烈正直、敢于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共产党员，是一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跟上级领导拍桌子，始终把人民当成上帝、把百姓放在心中；把为人民做的事放在手头，最终抱病隐退的“悲情英雄”。其“倾注生命的表演”，令我们感到，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敢作敢为的党员领导干部。
《天地民心》：近代历史的“心灵化”叙事。《天地民心》以清朝中晚期历史风云为背景，浓墨重彩地塑造“三代帝师”、“四朝重臣”祁隽藻这一鲜活、生动、真实而又富于理想色彩的古代政治家形象。在荧屏历史剧一度泛滥、鱼龙混杂形势下，《天地民心》以其思想艺术上的丰盈、独到，将观众带入一个感动的语境。该剧以人物命运史为基本架构，但并没走纪实人物传记路线，而是有意剑走偏锋，把它改写成一个更有创造空间的“心灵化”文本，从而为其艺术阐释提供了新的可能。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天地民心》蕴含着一种难得的知识分子精神。如今的古装剧，太多宫廷权力角逐与后宫争宠怨怼，这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戏风戏路，早已让观众厌倦，他们希望作家、艺术家能创作一些能提供精神和信仰的作品，而《天地民心》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正如该剧导演所说的，“我们很少会去想，人为什么要读书，读书为什么要做官，做官以后应该干什么。有一群人似乎被遗忘了，就是像祁隽藻这样伸张正义、内心坦荡的读书人，我觉得心里有一种正义感，想替这些文人秀才说话。”接着导演的话，我想说，希望更多的观众、尤其是为官者能看看这部电视剧。

    《春暖南粤》：农村改革的时代画卷。鲜明的时代特征，复杂的人际关系，裂变的人物命运，一波三折的情爱演绎，催人泪下的情节场面，使得电视剧《春暖南粤》感人至深，其强烈的人文内涵直指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南方农村、尤其是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南粤大地农村改革发展中矛盾裂变的电视剧佳作。《春满南粤》的主题不再将新旧思想交替、农民精神救赎作为表现内容，而是重点放在乡镇干部与广大山乡农民思富思进、科学发展的创业奋斗历程。剧中主人公、梅山乡党委书记陈伟华的抉择，所反映的是当今农村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当下，不少农村题材电视剧都跟风走进畸形“轻喜剧”死胡同，有的甚至不惜以丑化农民、歪曲农村生活为代价。与此相对照的是且值得肯定的是，《春暖南粤》别开生面另辟蹊径，不搞戏说不弄噱头，而是深入南粤农村基层实际，书写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思想情感变迁的心灵史，这一充盈着冲突与共谋的嬗变过程，让我们感知、感受、感动、感怀。

    通览上述获奖作品，不论是聚焦在雪域高原边防战士拯救战友的“另类军旅剧”《兵峰》，还是全景式描绘经济特区创建历程的“改革史诗”《命运》；也不管是演绎“一代大儒”祁隽藻传奇人生的《天地民心》，抑或是聚焦岭南大地“山乡巨变”的《春暖南粤》，都体现出了“深圳制造”“不一样的精彩”。主创者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创作的激情。黑格尔认为“激情”一词是指“人们通过艺术对生活真谛的理解而达到的高度兴奋。”根据这个解释，我认为将它用在上述剧主创者们身上是合适的，他们自始至终所带有的激情，按照16世纪法国作家达依尔所说:其“真正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感动我们，并强烈地唤起我们每一个人的激情。”剧中，我们看不到时下非常流行的炫奇弄巧，也没有宏大奢华的场面，有的却是对民族道义的操守，历史使命的担当，古道热肠的怀抱，人性关爱的深情。而在这背后，显然是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在起作用。其中，我认为，文化自觉是这些“深圳制造”影视剧取得巨大成功的最为根本、也最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