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广州市卫生局管理的粪车
今年，住建部等16个部委针对“垃圾围城”问题，拟定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意见，并由国务院批转。意见中的一个方案就是推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其实，早在民国，政府已实施过垃圾收费制度。
事实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收取过了，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当时各地是怎么收取这一费用的，又有什么缺陷。
广州按垃圾桶收费
整个民国时代，广州一直得风气之先，卫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先看广州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1930年，广州市政府规定，全市每家店铺和每个家庭，都要缴纳“清洁费”，卫生局上门检查垃圾桶数量，每个垃圾桶每月要交毫洋3角。毫洋是民国前期广州通行的主要货币，购买力比现在的人民币大得多，民国二十年广州市政府秘书处主编的《新广州》第四期刊登过一份《广州市零售物价表》：大米每斤卖到毫洋8分，牛肉每斤卖到毫洋6角，菜子油每斤卖到3角3分，咸鸭蛋每个卖到毫洋2分。从购买力角度看，那时候1角毫洋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四五块钱。所以每个垃圾桶每月交毫洋3角，相当于每月交十几块钱。
我们且不管这个收费标准是不是合理，单看它都有哪些漏洞。
很明显，一户人家的垃圾桶比较多，并不表明他们制造的生活垃圾就一定多，所以这样收费虽然简便易行，却于理不合。
其次，卫生局没法保证上门检查的时候人家不把垃圾桶藏起来，四世同堂一大家庭，几十口人一块儿过日子，本来家里摆了七八个垃圾桶，一听卫生局来人，赶紧把桶放橱柜里，说是他们家的米桶，不是垃圾桶，你敢奈他何？
再次，人家装垃圾也可能不用桶，而是用盆，用筐，用废弃的面口袋，你按什么标准把它们折合成垃圾桶呢？即使都用桶，桶也分大小，康师傅桶面的纸桶，跟汽油桶肯定相差甚远，要是不管大桶小桶都执行一个收费标准，那么您能想象得到：为了少交费，市民所用的垃圾桶将会越来越大，直到一个小区共用一个巨型垃圾桶为止。这就叫“大桶驱逐小桶”，类似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
北京按房子收费
广州收的是“清洁费”，北京收的是“卫生捐”。叫法不同，实质一样，指的都是垃圾处理费。
1934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一项文件，规定“卫生捐”按住房的等级和数量收取。当时市政府把住房分四等：草房、灰房、瓦房和楼房。草房就是茅草屋，也包括用铅皮、木板、土坯搭建的简易房；灰房是平顶的，屋顶用洋灰抹面，现在叫平房；瓦房主要指四合院；楼房即小洋楼，这种新式建筑当时在上海、广州、青岛、汉口乃至天津等城市到处都是，在北京却相当稀少，被视为是最牛的住房，非有钱人不能享用。
当时规定，每间草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15元（银元，下同），每间灰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3元，每间瓦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45元，每间楼房每月缴纳卫生捐0.8元。
那时候各大城市都在征收“房捐”，也就是我们今天正在酝酿的房产税，北京的房捐跟卫生捐一样，也是按房屋的等级和数量收的，草房每间每月缴多少房捐，灰房每间每月缴多少房捐，乃至楼房每间每月缴多少房捐，都有明确规定。鉴于此，政府上门去收房捐的时候，捎带着把卫生捐也一块儿收了，所以有时业主会把卫生捐也归到房捐里头，统称房捐。
民国短短几十年，北京的政权几经变幻，北洋时期有北洋的一套征税办法，国民政府时期有国民政府的一套征税办法，日伪时期有日伪的一套征税办法，有时候不征卫生捐，只征房捐，有时候不但要征房捐和卫生捐，还有消防捐、公益捐、门牌费、贫民教养费等名目，历史教科书上说那个时代“苛捐杂税”，是很贴切的。
杭州按房租收费
1933年，杭州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个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办法，这个办法跟北京的类似，但不是按房屋等级和数量收，而是按房租高低来收。
比如说，一家商铺，每月租金如果在5元（也是银元）以上、10元以下，那么店老板要交0.15元（也是每月交一次）；如果月租在10元以上20元以下，店老板要交0.3元；月租在20元以上30元以下，交0.45元；月租30元以上50元以下，交0.8元；月租50元以上，交1元。而如果月租在5元以下的，不用交费。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