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从柏林回来，捧得的是一尊摄影奖，也许让中国影迷稍有失望，这部电影从去年开始陆续放出作家观影报告、剧照、送审进展的消息，却迟迟没有揭开真面目给国内观众一看。

　　对影迷来说，《白鹿原》也许是热门话题，对芦苇来说，却是十几年都没有放下的任务。他受邀成为剧本编剧，带着项目到处游说，推荐了王全安担任导演，为了剧本七易其稿。他是《白鹿原》背后不能被忘记的人。

　　为《白鹿原》找过陈凯歌张艺谋

　　1993年，长篇小说《白鹿原》问世，评论界和读者都给了热烈的反馈，境况是名副其实的“洛阳纸贵”，一度传说在西安被交警拦下只要拿出一本《白鹿原》即可放行。早在小说风靡的上世纪90年代，当时身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就准备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请来了同在西影厂的编剧芦苇，《白鹿原》的原作者陈忠实也找过芦苇。

　　芦苇生于北京，却一直觉得自己是陕西人，接到拍《白鹿原》的任务，他说“意义重大”：“我们都是陕西人，对乡土都有自己的情感，提到这个题材陕西人都会热血沸腾。”

　　芦苇接下了《白鹿原》编剧的任务，这部电影却命途多舛，很长一段时间里，《白鹿原》这个题材无法立项，是不被许可操作的。吴天明没有折腾出《白鹿原》，对小说有深厚情感的芦苇带着这个题材在电影圈里到处游说，希望有人能把电影拍出来。芦苇找过陈凯歌，专门请他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去过一次，陈凯歌当时正在做别的片子，时间无法协调。芦苇也找过张艺谋，一开始张艺谋说考虑考虑，随后张艺谋接下了奥运会总导演的任务。2004年芦苇看到了王全安的《惊蛰》，这个农村姑娘进城再回到农村的故事打动了芦苇：“王全安把农民的质感拍得很好。”于是芦苇推荐了当时还算年轻导演的王全安来执掌《白鹿原》，给他找了后期制作资金，“希望他能够把《白鹿原》的大梁挑起来”。

　　推荐了王全安，这部电影依然无法顺利启动，2005年，因为资金无法完全到位，《白鹿原》不能立项，组建好的《白鹿原》班底只好做了《图雅的婚事》，芦苇是编剧和策划，王全安是导演。

　　无心插柳，《图雅的婚事》意外成了王全安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直接冲到柏林拿下金熊奖。这部电影的成功也被外界视为王全安顺利开拍《白鹿原》的有力帮助。在芦苇看来，当时的王全安是中国电影环境下“独树一帜”的人，《图雅的婚事》胜在“价值上的坚守”。

　　2005年年初《白鹿原》的剧本终于获得通过并立项，开拍时间尚无定期，据媒体报道是：“因剧本改编和投资方产生分歧而搁浅，最大的问题还是剧本不能令导演满意。”其间又说有投资纠纷。如此直到2010年，《白鹿原》终于开机，据称投资超过1亿元人民币。

　　关于剧本的七稿和十六天

　　《白鹿原》的剧本，芦苇写了七稿，写作的时间用了三年半。

　　他把自己关在陕西的农村里，当时曾经有记者去探访，如此描述他的写作状态：“提纲墙上钉着些有关电影的纸片，张张都和《白鹿原》有关。一共12张纸片，左边8张小的，右边4张大的，全是《白鹿原》第五稿的创作提纲，桌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纸上赫然两行大字：写出精气神！写出生命力！”

　　芦苇跟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起当时的封闭创作时说：“我写《白鹿原》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这样的话你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小说和它人物的世界里去。那天我把稿子翻出来，哟，我自己都吃惊，那么厚的一摞。”

　　芦苇把剧本交了之后，王全安的剧组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我想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我的剧本他觉得可以了，或者是他重新再写一稿，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白鹿原》未映先热，但芦苇并没有看过成片，对于电影，他说没有发言权。但一个细节让他略有担心：“我看全安对媒体说，他写剧本用了16天，我比较吃惊。我当时写白鹿原写了七稿，用了整整将近三年半，如果他16天写完这一稿的话—首先在创作的态度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实在是一个火箭的态度，我就是一个笨牛拉车的态度。”

　　芦苇曾经看过王全安自己写过的一稿剧本，当时的感觉是：“他把小说真正的东西赋予影视的灵魂，还不够。”他不知道那个16天完成的剧本是否就是自己看到的那一稿，他也补充说：“但是这么长时间了，电影也拍了，我相信他也有自己的考虑和认识。”

　　三小时？五小时？

　　《白鹿原》的原著小说洋洋洒洒50万字，从清末写到解放前，人物众多却无一条明晰的主线，如何用电影讲述这样一个纷繁浩大的故事是编辑的大难题。芦苇写了七稿，也是在推敲《白鹿原》作为一部电影的有效容量。基于原著小说内容着实太多，芦苇曾经给电影做了两个方案：或者拍上下集，时间和空间的故事都充分展开；或者只拍一集，按照一部正常电影的容量来操作。最终第七稿定稿时，芦苇给电影预计的时长是160分钟左右，大致跟《霸王别姬》的长度差不多。

　　现在已经拍摄完毕的《白鹿原》，在片长上引发了诸多话题，百度百科的电影《白鹿原》词条里就有310分钟的完整版、210分钟的文艺版、150分钟的正式版三个版本。而在柏林上映的《白鹿原》是三小时左右的长度，已经有“冗长”、“情节取舍有问题”、“头重脚轻”、“前后割裂”等批评声音。芦苇看过王全安那一稿剧本之后，当时就指出他的时间跨度选择有问题，不知道是想拍上下集还是拍一集，听说了不同片长之后，芦苇更担心这个问题：“如果确定是一集，你写出来五个小时，那就是指向不清，什么都想要。如果你计划长度假设是三个小时，拍三个半小时是可以理解的，拍四个小时就超成本了，拍五个小时成本就超大了。花这么多钱，那是白花花的资金哟。”

　　那些没拍成电影的剧本

　　芦苇懂小说，“文革”时就开始看契诃夫，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看纳博科夫；他专门拜师学了两年画画，当过片场里画背景的绘景工；他也懂音乐，说中世纪的宗教音乐和河套民歌都给了他信念—他只是专心当编剧，偶尔当导演，连小说也不动笔写。当年的合作伙伴都有了大导演的光环，进军国际，拿着数目惊人的投资拍大片走红毯，他还是待在一个领域里。

　　芦苇依然是很多人心里的“中国第一编剧”，但是从1997年开始，他的编剧作品真正跟观众见面的只有《图雅的婚事》一部。他说，自己一直在创作，一年写一部，大概写了十来部电影，但都无缘走上大银幕。

　　很多人都知道的是，吴宇森拍《赤壁》先后找了6位编剧，以不保证作品被采用的方式合作，其中就有芦苇。芦苇想写历史剧，他的故事最终没有被采用，编剧署名第一个是吴宇森本人。《赤壁》最后留给观众的是：略懂、萌萌站起来、别闹。

　　华人作家哈金的小说《等待》在美国拿下重量级的文学奖项，也是除《南京安魂曲》之外唯一在大陆出版的哈金小说。芦苇也把这部小说改编了剧本：“《等待》的小说极棒，我实在因为喜欢这个小说，想拍这个电影。这个制作难度比较大，要想办法把小说的精髓用影视的语言保留下来。”芦苇按照自己的想法操作了剧本，《等待》没有被许可拍摄。《等待》的主人公是“文革”年代的军人，在军人医院当医生，想和农村的原配妻子离婚与同事结婚，年年离婚而不得。这个故事被指“破坏军人形象”，无法立项。

　　他这样总结这些流产的剧本：“种种原因，拍不成。但不是说我的剧本没有写成，不是说我的剧本没有投入心血，我没有让自己的灵魂燃烧起来，都不是，外因使它没有拍成，这不在于我。”

　　芦苇的作品，被拍出来的几乎部部有奖：《活着》、《霸王别姬》、《黄河谣》、《秦颂》、《图雅的婚事》。受邀写《赤壁》的时候，计划中的周瑜扮演者还是周润发，芦苇的目标是：“让周润发得（三大电影节的）影帝，就说明《赤壁》成功了。”

　　七稿难换好电影

　　《白鹿原》写完了，芦苇不过瘾，自己写了《岁月如织》（《农民日记》），想把《白鹿原》里没有写到的解放后故事写完，于是构想了这个横跨50年的故事。他想让《岁月如织》和《白鹿原》一道，构成一部农民史。

　　坚持用七个主要角色

　　时代周报：你对《白鹿原》原著小说的评价如何？

　　芦苇：小说本身在目前中国小说里是很有水准的，最关键是题材很棒，写的是乡土历史，揭示了农民的生存真相，我觉得题材非常好。我们知道中国其实是一个农耕文化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在农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其实说穿了是乡土历史。这个题材本身真正接触到了中国乡土和土地的真相。中国小说里，很多作家都放弃了乡土这个题材，这个小说显得格外珍贵了，它是面对中国历史真相的。如果说小说可以和民族文化血脉相连的话，《白鹿原》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尤其是当下，我们跟自己的传统文化割裂开来了，它才格外重要。

　　我自己当过农民，我其实是在《白鹿原》的环境下生存过的人。我在农村里待了4年，我对那块土地和那些人是有情感的。

　　时代周报：你剧本写了七稿，觉得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芦苇：怎么样去保卫住小说的精华，同时又是一个好看的电影，这是要经过一个有难度的二度创作的。二度创作最关键的就是必须要找到作品的灵魂，以及你赋予他的灵魂。

　　时代周报：一直都说这个题材敏感？

　　芦苇：不是敏感不敏感，看你用什么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这个非常重要，这里面要经过多少次的反复比较、权衡、判断、取舍，你才能找出一条符合戏剧法则的方法，要做大量的二度创作。我是始终坚持灵魂人物是白嘉轩，我们用戏剧角度讲他是灵魂人物也是贯穿人物，他是一个主线，一切叙述要根据主线来锁定、开展。

　　时代周报：你的剧本最终只敲定了七个主要人物？

　　芦苇：我写完剧本以后反复推敲，一个电影最大的主角不能超过七个，这是电影界的一个经过实践证明的可靠比例。如果一部电影拍一百个主要人物，观众一个也记不住。观众能记住的、能有效发挥戏剧作用的人物，不要超过七个。里程碑式的电影《七武士》，为什么不写十武士？《金陵十三钗》，观众就记不住，你能记住十三个吗？肯定不能。这里面有一个规律，有电影媒体和受众的关系问题。《白鹿原》我坚持用七个，用别的，笔墨就跑一边去了。

　　时代周报：听说你写完《白鹿原》还写了一部《农民日记》？

　　芦苇：名字也叫《岁月如织》，这个剧本写完了。其实我是写完《白鹿原》觉得不过瘾，又写了一部。我一直在强调作为一个农耕文化的传承，农民在文艺作品里是缺席的，在电影里也是一样。所以我特别想写像《白鹿原》这样的东西。《白鹿原》写到1949年就结束了，我干脆把以后也写了去，我从1948年开始写，一直写到1998年，写了50年。

　　这两部电影讲的都是中国农民的命运的主题。如果两个电影都能拍，我觉得中国电影对于农耕文化是有交代的，无愧于养活我们的农民。

　　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是没有精品

　　时代周报：你（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看纳博科夫？

　　芦苇：“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我读的是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很另类。80年代以后我读纳博科夫、巴比尔，我是一个小说发烧友，文学超级发烧友，特别喜欢读小说。我看完《静静的顿河》才15岁。

　　时代周报：好像你喜欢的电影、小说，都是偏西方的？

　　芦苇：现代小说对我有影响的主要来自西方，包括文体、叙述方式、语法。我们“五四”以后的东西都是受西方的影响，例如钱钟书的《围城》，但讲的是中国故事。中国的小说也很棒也很好，但它是另外一种。

　　时代周报：一种声音是，中国现当代的文字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芦苇：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不是没有精品，我们在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大多数读者无从判断。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有时间不妨看一下，河南有个作家叫周同宾，他有一本书叫《皇天后土—俺是农民》，写的真是好，确实是有大师气象。他的书写得很棒。类似的书其实很多，包括有些杂志、刊物上的，比如《天涯》，有些短篇小说真是好。湖南有一个作家也很棒，韩少功。韩少功的书将来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定有他的位置，只不过我们当代人对他的认识不够。

　　时代周报：音乐、画画这些爱好，是否也和编剧的工作相关？

　　芦苇：这些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写剧本时其实已经把很多对音乐、画面的设计都写进去了。比如在写《图雅的婚事》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这个地方应该用蒙古的长调；写《霸王别姬》的时候经常会想这一段应该用昆曲。《霸王别姬》里有一段孩子大雪纷飞的时候在坝上练唱，这是一种情绪，在剧作里必须有这种设计。

　　《霸王别姬》非常不忠于原著

　　时代周报：好像你一直对小说改编剧本很有兴趣？觉得什么样的小说适合改编剧本？

　　芦苇：我是个职业电影编剧，拍什么我就得写什么。事实上，任何小说都可以改编成电影，只不过有的小说改编起来比较容易，有的小说的难度大。

　　时代周报：不过很多小说改编剧本，大家都会关心是否忠于原著？

　　芦苇：我举个例子，《霸王别姬》非常不忠于原著，但它是一部好电影。《霸王别姬》电影跟小说内容很不一样，我们只是利用了小说基本的人物关系，实际上内容基本颠覆了，后半截到香港的内容都不要了。香港还拍过《霸王别姬》的电视剧，完全根据原著，段小楼和程蝶衣在香港见面，我是看电视的时候无意看到的。当时还在写这个剧本，我的感觉就是坚决不做这个路子。忠于不忠于原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么你从原著里汲取精神力量，要么你赋予作品精神力量，或者你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是你必须要有精神追求和指标、目标。

　　时代周报：最近几年经典名著改编影视剧的例子也很多。

　　芦苇：很多经典名著改成电影的难度比较大，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要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第二个就是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觉得小说本身极其完整的话，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做这个事情。

　　讲故事是电影的重中之重

　　时代周报：你觉得导演和编剧的关系应该怎样的？

　　芦苇：是一个搭档、组合的关系。为什么球赛总有一个最佳组合阵容，就是这么个关系。导演干涉剧情是能力问题，张艺谋坦诚地说自己不是一个好编剧，有勇气承认这一点，这就是他木秀于林的原因。

　　时代周报：传闻说陈凯歌就会喜欢参与剧情？

　　芦苇：凯歌的问题我不便评论，但有一个事实不知道搞电影研究的注意过没有。他最棒的两部电影就是《黄土地》和《霸王别姬》，他自己都不是编剧。剩下的他都是编剧，包括《赵氏孤儿》，把现象放在这儿，让大家去思考一些问题。

　　时代周报：会讲故事和情怀，哪个对于电影更重要？

　　芦苇：有情怀和会讲情怀是两回事。情怀我们无从判断，我们只能从你的故事来看你的情怀，讲故事的能力是重中之重。

　　时代周报：你好像比较推崇麦基的剧作理论，但是有人会怀疑强调理论和技巧是否会让作品匠气太重？

　　芦苇：麦基、菲尔德，这两个的电影剧作理论我非常推崇，他们是编剧的师爷。艺术不要技巧这是外行人说的话，有匠气的人恰恰证明他不太懂技巧。匠气不就是一种依葫芦画瓢的匠人之作嘛，这种人会有什么才华呢？

　　文化界充斥着混乱的价值观

　　时代周报：去年底的《金陵十三钗》，褒贬不一，也有小说改编电影的问题，有人认为加入了不恰当的恋情。

　　芦苇：这部电影从制作上来说，媒体的评价都认为是中国近十年来最好的电影。我看完了之后我认为媒体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尽管它有那么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手伸得太长了，什么都想要，但是到最后得到的东西反而并不明确，并不单纯，从而也削减了它的力量。关键不是加入恋情，而是它的叙述没有紧紧扣着灵魂走，比较松散。这是一个值得总结、研究的问题。电影在制作上非常完美。演员、制作、摄影都很好，唯独影片整体的掌控、取舍是有问题的。

　　时代周报：你提到了“什么都想要”，好像评价《赤壁》的时候你也用了这种形容？

　　芦苇：《赤壁》最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确定主题上。我跟导演讨论过，他说他在《赤壁》里要宣扬和平。我告诉他赤壁这个故事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和平，如果要宣扬和平的话大可以拍另外一个故事。这是生死存亡的故事，讲和平是选错题材了。

　　时代周报：中国式大片都没有真正成功的，导演是否都是“手伸得太长”？

　　芦苇：中国电影最缺的是文化品质和精神指向，这并不是电影的问题。整个中国文化界都充斥着价值观的混乱。反观《图雅的婚事》，虽然是部小电影，但是有非常清晰的价值指向，它支持人性，支持人性的困境和人性的高贵。

　　但这并不是电影的问题，方方面面都是这个问题。中国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价值观混乱，价值观实际上是电影的指向，一定会引导电影的品质。

　　比如《英雄》，制作没有问题，表演没有问题，演员没有问题，摄影没有问题，一切都很棒，唯独在价值观上面它完全是错误的价值观，是混乱的价值观。本来这个影片可以做成中国大片的经典，但你把做成大片的根基抽掉了，那只能看感官刺激、视觉冲击了。

　　时代周报：有人会觉得你应该有更多名望、更多成就，但是你远离名利，作品经常不能立项，好像很可惜？

　　芦苇：这就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命运，做这一行有环境和条件的运气。不过有时候看到自己写过的剧本，这么多，真是觉得，涓涓血汗等闲流。

　　时代周报：你有很多部剧本一直没能拍出来，有没有把剧本出版的计划？

　　芦苇：有出版社来找我，很热心地想出版，到底怎么出版还没说具体，有的说光出一本《霸王别姬》的剧本和创作经过。还有说出剧本选。到底哪个好我还没抽出专门的时间来。以前的剧本还要挑选一下，觉得有价值的就给大家看一看，主要是供同行和学习编剧的人来看。

　　《白鹿原》坎坷十九年

　　1993年，《白鹿原》小说出版，西安电影制片厂打算拍摄。

　　1997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传张艺谋将执导电影。

　　2002年，西部电影集团与陈忠实签订买断该作品电影版权的终身协议，投资5000万准备拍摄，确定王全安作为导演。

　　2003年，芦苇完成剧本初稿。2004年获得准拍证，2005年剧本立项，但因剧本改编与资方分歧导致拍摄搁浅。

　　2007年，片方宣布将于10月开机，但王全安与制片方意见相左辞导，后传出将改由姜文导演。8月，剧本第四稿遭诸多专家批评，拍摄再度搁浅。

　　2010年，西影撤资，王全安新组建的光影先锋公司成为《白鹿原》最大投资，9月9日举行开机发布会。

　　2011年1月，于陕西合阳杀青。

　　2011年8月，电影完成三个半小时初剪版。

　　2012年2月，参加柏林电影节，删剪为160分钟，获得最佳摄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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