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大家朱熹（资料图）

那么，理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负面的影响吗？

虞云国：宋代理学对知识分子负面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理学本身具有一种内省性和收敛性，这一特性与南宋以后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就凸现了黄仁宇所说的理学“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的缺陷。理学的用意主要是卫道，对有些问题不能不采取守势。吕思勉认为：“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就无怪其要迭遭外侮了。”当然，理学对宋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总体来说还不特别严重，因为理学真正成为官学，是在南宋中后期，它的消极影响要到明清时期，才真正严重地呈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理学也称道学，在其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

宋代是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虞云国：宋代城市化的程度确实比较高。开封、临安的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其下还有州府级的次等城市与县镇级的小城镇，基本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网络。宋代的商品经济也是很发达的，甚至连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例如书法、绘画乃至于文学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汇入了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宋代知识分子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李觏就公开讨论利和欲的合理性，主张“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类似的思想，在南宋事功学派叶适和陈亮那儿也有，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争就是由此而起的。

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例如，李觏就认为：利欲应该“不贪不淫”，利欲“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所以市民社会和经济大潮，并不妨碍宋代知识分子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当然，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政治污浊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他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在政治环境逆转、言论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宋代书院的存在意义不可小觑。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没有必要向官方的价值系统投降缴械，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讨论保留了一方净土。尤其是南宋转向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通过书院这个阵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价值理念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以理学为主体的宋学，反而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弘扬。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也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和斗争，比如庆元党禁时，当政者运用国家权力把理学定为伪学。但当时的国家权力，也还没有采取禁毁书院的极端措施，还是给他们保留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在宋代的政治体制、官僚体制下，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上书言事”起的实际作用有多大？

虞云国：宋代毕竟是君主官僚政治，在君主政体下，对君权的制约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君权的制约，上书言事还是起很大作用的。有一个例子：元祐更化时，高太后垂帘听政，曾对当时的言事官说：你们也应体谅朝廷用意，天下事怎么可以全由你们台谏说了算呢，“亦当出自宸衷”。就是说，也让我做点主张吧。由此可见，连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最高决策权，也受到言事官的有力约束。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