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如何评“义和团”:“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

时间:2012-06-29 09:02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秦晖 点击: 载入中...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一百年来,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

 

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绝对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恐怕更应该反思。


例如,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笔者曾指出: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其实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现代化”运动。


30多年后的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锅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显然,与“三阶段”说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主义”(苏俄),“文化大革命”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与此不同,另一条线就没有这样折腾,但也充满了坎坷。那就是制度上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摆脱秦汉以来的“大盗-乡愿”之制,实现古儒“天下为公”理想的呼声。到了戊戌,开始了以“孔子改制”为舆论准备而以学习“西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但是,“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刘锡鸿语),此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容改革。他们的倒行逆施不仅断送了体制革新的一次机会,而且直接导致了庚子国难。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共同点都是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尝试。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很多人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被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学术上热心国学研究,政治上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都是完全正常的。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拜上帝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不去“刺孔子”,更不“颂秦王”,而就是要改“秦制”。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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