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九年秋天，两个传教士准备在曾兰生的陪同下，到南京去访问太平叛军，并邀我同行，我决定随他们前往。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洲王朝。一八六年十一月六日我们乘“无锡快”船离开上海，那天正赶上东北风，风力强劲，一路顺风而下。只有一小时遇上退潮，只好逆潮而进。天气晴朗，大家都兴致勃勃。可巧船上带有一幅美国国旗，一时乘兴将它升到船顶，随风飘扬。但冷静一想，又将它扯了下来，以免惹人注意，阻碍我们达到此行目的。我们没有取道通往苏州的淞江公路，而是绕道而行，躲避官兵的盘查，以免被遣返上海。因为听说官方的炮艇正停泊在淞江。我们发现上海周围三十英里以内的村镇都很平静，看不出有政治动乱的迹象。农民正忙于收割稻子。
这里要提一句，当我在内地，太平军已攻克苏州，因之租界里的外国人唯恐上海和租界地受到突然袭击，所以中国炮艇在淞江防守，外国人的岗哨也伸延到租界地分界数英里以外。
十一月九日早晨，我们到达苏州。沿途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和阻挠，也未遭官兵或叛军的盘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人处理事务是多么懒散而又粗心大意，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到达苏州娄门以后，我们必须在此停留，等待发给通行证。苏州此时正处于军事管制，凡入城者都必须有通行证，出城时再交回。我们希望进城见主将，由他写几封介绍信给沿途各城市的首领。因此我们就派两人到他们的指挥部去探询，能否允许我们进城。我们在娄门附近的岗所等待一个多小时，他二人终于回来了；他们是由警长所派的使者送进城的，现在仍由他护送回来。我们得到了许可，四人一同进城。当时行政长官不在，我们见到了一位姓刘的将领，此人身材高大，着一件红衣。一见面他矫揉造作地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但是这种傲慢很难以掩盖他缺乏坚强性格的实质。渐渐地他就开始仔细盘问我们，探询我们去南京的意图。不管怎么说，他是善意地接待了我们。他交给我们一封去见丹阳主将的介绍信，并为我们准备了由无锡至常州沿途的护照。在刘氏的接待室内，我被介绍给四个外国人，其中两个是美国人，另外两个，一个是英国人，一为法国贵族。其中一个美国人自称是医生。那个英国人据我看可能是个军官。至于那个法国人，前面已经说过，自称为贵族。
这些人无疑都是冒险家，各有自己的打算。其中一个美国人有一支来福枪和一些弹药要出售，因为要的价钱太高，当时就被拒绝了。那个法国人因为破了产，所以跑到中国，想发一笔财。同来的两个教士听到刘氏很流利地朗诵了上帝赞美诗之后，大为高兴。傍晚我们回船时，刘氏馈赠许多雏鸡和一只山羊。这样，我们在赴丹阳途中，就有了充足的给养。十一月十一日早晨我们离开苏州。到达无锡时，我们的护照受到检验，叛军对待我们很客气。主将还设宴招待，事后又赠送了许多干鲜果品，并亲自送我们上船。我们交谈很久，最后由他朗诵赞美诗作为结束。
十一月十二日离无锡去常州。从苏州开始就沿大运河而上。运河两岸情况良好。我们所见和遇到的往来于丹阳、苏州之间的人，大多数都是叛军，船只却很少。围绕运河的那些城市，它们之间的乡村，似乎久经废弃，野草丛生，没有任何庄稼。一个不明情况的旅客，自然会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太平军，其实官军作为交战的一方，对此同样负有责任。我们在大路上所遇到的叛军，总的说来是很有礼貌的，并且尽力设法保护人民，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凡有烧杀掳掠及虐待百姓等行为的人，都处以死刑。我们夜间到达常州。无锡和常州之间沿途的房舍都空无居民。偶然可以遇见几个提着小篮子的人，站在河岸上叫卖煮鸡蛋、橘子、糕点以及蔬菜猪肉等。这些人主要是老年人，脸上带着痛苦和失望的神情。十一月十三日早晨六点，我们继续前进，直趋丹阳。接近丹阳的时候，看到那里的人们似乎已经有了信心，田地好像也已经耕种过。叛军对老百姓相当照顾，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早晨我们见到数约千人的队伍，正开赴丹阳。我们当天赶不及进城，就停泊在丹阳附近，但城垣已清晰在望。
第二天清晨进城，要求见主将刘氏，进呈我们带来的介绍信，但他不在城里，由一位地位仅次于他的文官出来接待。这个人态度非常谦恭和蔼，彬彬有礼。我们之中有一个人谈到太平军的宗教性质问题。
这位姓秦的官员于是根据叛军领袖洪秀全所教导的那样，谈起他对基督教的观点。他说：“我们崇拜天父上帝，天父、圣子耶稣和圣灵构成真正的上帝。上帝是‘真灵’。”随后他又朗诵了赞美诗。他说太平军有两种赞美诗，一新一旧，他们现在去新存旧。又说天王入天堂受天父之命，下凡铲除人间的邪恶过失，毁偶像，除妖魔，最后劝导人们敬拜上帝。但是他说不出天王究竟是肉体升天，还是魂灵飞升，或二者兼而有之。又说天王本人已解释过，他没有资格和天父相提并论；对天父的尊敬乃是宗教崇拜，但是对于天王的尊敬只不过是宫廷礼节，正如所有国家的臣僚对君主所表示的尊敬一样。不能把这种行为视为崇拜。天王是耶稣的弟弟，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是一母同胞，这只是意味着上帝特派他到人世来教导众生；耶稣也同样是受上帝差遣来改造和拯救世界的。谈到三杯茶时，他说这是对上帝谢恩的表示，并无赎罪之意。“每当我们喝一杯茶的时候，我们就对天父谢恩。三杯与三位一体没关系，一杯同样是表示谢恩，故意选择‘三’这个数字，是由于中国人的传统，对这个数字有偏爱，这是见载于中国古典文献的。”
至于谈到赎罪，他说：“任何祭祀都不足以洗清我们的罪，只有上帝才有此权威，他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向他忏悔。连天王本人也极为谨慎，唯恐获罪于上帝。”
随而谈到在战争时期军民相隔离的问题，他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习惯，几乎每一朝代，无不如此。百姓到乡间，军队驻城里，这样在攻克一个城池时，易于控制周围的乡镇。
在苏州及沿运河两岸我们所见到的残破景象，其原因之一是张玉良的队伍撤退时所造成，其次是当地土匪烧杀掳掠所致，另外太平军自身也有一部分责任。忠王在苏州时，曾尽力禁止纵火，对积极镇压此种罪行者，都用金钱或晋升的办法来嘉奖。他公布三条法令：1．兵士不得杀害百姓；2.禁止屠宰牲畜；3．禁止焚烧房舍。凡犯以上任何一条者，处以极刑。他到无锡后，曾有一地方官，因纵匪焚烧民房而被杀头。以上种种都是从秦氏谈话中归纳出来的。他谈到英王和忠王时，认为这两个人既有军事才干，又精于政事。
他对于太平军攻取各地的情况，作了长篇介绍，也讲到一八六年初官军围困南京时，太平军受到的挫折。他还向我出示了一封寄自于徽州某将领的信，其中谈到曾国藩军队已被叛军强大兵力所围困，彻底溃败，并估计曾国藩在这场大战中已被击毙。当初围攻南京的将领张玉良，战败后已转杭州治疗咯血症。目前长江以北运河沿岸的村镇，都处于叛军的控制之下。忠王及英王已沿长江而上，准备夺取湖北，石达开已征服云南、贵州、四川诸省。这时镇江已被叛军包围，西王正领军坐镇江南。秦氏对各王及诸将领所辖军队的部署情况，拉杂地对我们谈了以上几点。
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后，回到船上过夜。第二天十一月十五日清晨，我们再度进城要求会见刘氏，未能见到，只得再去找秦氏，要他为我们安排由丹阳去南京以及托运行李的事。副官让我们把行李先送到秦氏办公的地方，如果我们去南京期间，暂将船只停泊在丹阳等待我们回程，他们会替我们照料保护。转天十一月十六日晨，我们由丹阳起程，步行约十五英里到达宝堰。此地距句容还有六英里。我们在此住了一夜。费了一些周折才找到一个住处，此地居民生活贫困，对外地人不信任，说了许多好话才肯为我们在地上铺了稻草以便过夜。转天早晨供应我们的早餐是大米粥、冷鸡和薄饼。临行前送给老太太一元钱。十一月十七日大约上午九点到达句容，只见所有城门都紧闭，任何人都不得进城。因为当时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是镇江一带的叛军吃了败仗，正向句容蜂拥溃退，暂避敌锋。尽管两位美国教士闻讯后有意返回丹阳转道上海，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向南京进发。离开句容不远，我们终于找到了肩舆和骡子代步。
经过了这一段艰辛疲惫的旅程，十一月十八日抵达南京。我第一个到达南门，等待其余人到齐后一同进城。向城内通报后，有人出来陪同我们到传教士罗孝全的办公处，这地方与干王洪仁洪仁系指洪仁。——译者注的府邸比邻。
与罗孝全略作介绍后，其余的人留在那里交谈，我个人先行告退，以便到住所盥洗，并在漫长劳顿的旅程后，稍事休息。事实上，我和罗孝全先生没有多少可谈的，我也不想让他认出我是谁。二十多年以前，我在澳门郭施拉夫人学校读书的时候，时常见到他，所以一见面，即认出他来。他身穿黄缎官服，足蹬笨重的中国鞋，悠闲地踱步，看上去比以前老了。他在南京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我全不清楚；仍然是洪秀全的宗教顾问呢，还是太平天国的国务卿呢?似乎谁也说不出。
次日(十一月十九日)我被邀请去会见干王。他是天王洪秀全的侄子。洪仁应为洪秀全的族弟,此处误。——译者注在他到南京以前，一八五六年在香港时我就和他认识。那时他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在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理雅各(JamesLegge)博士手下于香港传教。在香港我们时常见面，那时他就表示过，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南京再见面。当时他名叫洪仁，可是他到南京投奔他叔叔之后，被晋封为“干王”，“干”是捍卫的意思。他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显然他非常高兴又见到了我。经过一番通常的寒暄之后，他即问到我对太平军的想法，并问我对他们的事业是否赞同，能否和他们共举大业。我回答说，我并无参加的意思，此行只是来看望他，向他问候，而且是出于个人愿望想了解一下南京的实际情况。我说由苏州到南京沿途所见，启发我想了一些问题，可能他对此也会感兴趣。下面是我所想到的一些问题:
一、组织一支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
二、设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
三、设立一所海军学校。
四、组织文官政府，由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
五、建立银行系统和规定度量衡标准。
六、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
七、建立一套工业学校系统。
以上几点是我在旅途中因所见有感而发。我说，假如太平天国政府有意采纳实行这些措施，并为此拨出适当款项，我深愿贡献力量，以促成其事。我对太平军能够做的事仅此而已。至于其他，徒然增加他们的负担，而且妨碍他们的事业。
这就是我们初次会见的成果。两天以后，他又邀我去见面。第二次会晤，讨论了前次所提出的七项建议的积极意义及其重要性。干王的见闻较之其他诸王和领导人广阔些，甚至超过了洪秀全。他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所以他知道以上七项建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是孤立的，没有人支持他来付诸实施。其他诸王及领导人都出征在外。他说，他深知这些措施的必要性，但是任何一项措施，都必须经过多数人同意以后，才能实行。在其他人回来以前，一切不能决定。
几天以后，干王派人送来一个小包，打开一看使我非常惊讶。那是一方四英寸长一英寸宽的木制图章，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并有“义”字头衔。在太平军中，“义”是王以下的第四等爵。太平天国一八五七年前后,王以下设六等爵,即义、安、福、燕、豫、侯六级。这里与其他记载有出入。——译者注我这个头衔是书写在一幅黄缎上，盖有干王的官印。当时我真是莫名其妙，不知他意图何在。是不是他要我久留南京，不管我愿意与否，都要我委身于太平天国的事业?干王从来也没有和我商量过这件事，显然是他自作主张。他可能认为授给我四等爵这样高的地位，就能诱使我参加太平军。太平军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从他们将领的行为、品格及政策来推断，我是很怀疑的。我与同行人研究之后，决定立即退还这枚图章，谢绝这种诱惑性的小玩意儿。我亲自去见干王，感谢他对我的器重，同时告诉他，假如太平军决定实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所提议的全部或其中任何一项，倘若需要我的帮助，我愿效劳。然后我请求他的特殊照顾，发给我一张护照，使我能在太平军所辖区域内，无论是办事或旅游都能平安通行。第二天十二月廿四日我们拿到了通行证。他给我准备了食用以及一切便利条件，送我们回丹阳。我们船只正在丹阳副指挥官秦氏的保护下，等待我们由南京回来。十二月廿七日我们按来时原路起程返回上海，一八六一年一月初平安到达丹阳。
在回上海途中，我有充分的时间对太平军的起源、性质及重要性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