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氏性好挥霍，用财直如粪土，虽数十年均主讲席，而时时闹穷。他每年必赴上海小住，至则例必住“一品香”。妓院赌场，足迹常至，卜昼卜夜，必至“三光”而止。所谓“三光”者，乃人光、钱光、天光也。

谢无量是著名的学者、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书法家。但他平生放浪不羁，诙谐百出，极富风趣，可说是亦学人，亦奇士也，故在当时的文化界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谢氏能写一手好字，书卷气见于纸上，信手挥毫，不假雕琢，无一笔无古人，亦无一笔无谢无量，所谓乱头粗服、不衫不履，而愈见其自然古雅之风致也。

谢无量（1884—1964），原名蒙，又名沉，号希范，字无量。原籍四川梓潼，幼年即随父迁居安徽芜湖、庐江。六岁入芜湖私塾，父亲教其四书和书法，他不喜八股文，爱读史书和五七言诗，九岁时即能吟诗作文，十岁时曾写有《咏风筝》一诗，颇获先生的赞许。后来，谢无量又拜了父亲的挚交、著名学者汤寿潜为师。汤寿潜是马一浮的岳父，与章太炎、邹容交游，主张废八股科举考试。因此年轻时谢无量就和马一浮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汤寿潜为他们介绍龚自珍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著作，并劝他们去上海、北京开阔眼界。1901年谢无量入上海南洋公学，同学中有：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胡仁源等人。谢无量在上海与马一浮、马君武共同创办了翻译会社，出版杂志名《翻译世界》，内容多系翻译世界名著，也有一些社会科学书籍，每月出一册，共出了六期。

1903年邹容因著《革命军》被捕入狱，谢无量遂逃往日本，次年回国。1905年受聘于安徽公学任教。1907年1月，应章太炎、于右任之邀重游北京，担任《京报》主笔，每日著文评论时政。1909年，四川学使赵启霖推荐谢无量任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那年他才25岁。谢上任后，除设理学、经学、史学、词章外，还增设地理、算学、医学、英语等新学科。并聘请许多名流任教，如曾学传、相赞襄、吴之瑛、罗时宪等，他自己亲教理学。

1912年他赴上海为中华书局编书，“五四”运动期间著述有《马致远与罗贯中》、《楚辞新论》、《古代政治思想》。三书为孙中山所赞赏。1924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1926年至1927年转任南京东南大学、上海中国公学教授。1930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8年在香港卖字为生。1940年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常与老友马一浮诗歌唱和。1949年应熊克武之邀任中国公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任四川博物馆馆长，四川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4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一生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佛学大纲》、《伦理学精义》、《老子哲学》、《诗学指南》、《诗经研究》、《楚辞新论》等。

谢氏性好挥霍，用财直如粪土，虽数十年均主讲席，而时时闹穷。他每年必赴上海小住，至则例必住“一品香”。妓院赌场，足迹常至，卜昼卜夜，必至“三光”而止。所谓“三光”者，乃人光、钱光、天光也。据掌故大家高伯雨听闻金满城的说法：谢无量以监察委员身份而住在上海，当时上海轮盘赌很有名，法租界福熙路181号的那一家，尤为“蜚声国际”。谢无量往博，每博必输。有一晚，他已输得精光了，还舍不得离座而去，忽见隔邻一位女子面前的筹码很多，他老实不客气，顺手牵羊，拿了几个来下注，仍然败北，他又再抓几个丢下去，又是被“杀”。谢氏与那女子固不熟识，那女子初时以为他是赌场的拆白之流，打算要发作几句，但细看此人面貌气度，又不像下流之辈，忍不住问道：“先生您贵姓？”谢无量一心只顾在轮盘和筹码上，没有答她。女子又问，谢无量方才淡然答道：“谢无量。”那女子一听，连忙改容道：“啊！是大诗人谢无量先生，久仰得很！”说罢，便把面前所剩的筹码，尽供诗人赌注，直至输光为止。原来这位贵妇，久慕谢无量之名，今日赌场邂逅，得瞻风采，就拜谢氏为师，跟他学作诗了。

谢无量不自拘检，已属怪人之目，没想到无独有偶，其友曾通一之怪诞行径，与之恰相伯仲。曾通一是章太炎弟子，与谢同为四川同乡，每相约同游沪上，同寓“一品香”。一日，两人困居旅邸，穷愁相对，百无聊赖，曾谓谢曰：“久不沐浴，奇痒难耐，如何是好？”谢曰：“我昨日借得数元，以之沐浴，足可应付。”曾大喜，于是相偕同去澡堂。曾平生唯一嗜好，每浴必须擦背，细细享受一番，及至通体舒畅为止。迨至重回座次时，岂知谢已杳如黄鹤，闻浴账未付，暗中叫苦不迭，幸得澡堂是老主顾，许以下次再算。曾如释重负，忙整衣归，又谁知裤子已为谢携去，乃权将短衫当裤用，双脚穿入袖中，上披一空心长衫，狼狈而归。途中却遇同为监察委员的王陆一，王问曾吃饭否？曾支吾以对。王于是挽之入酒家楼，时值暑天，王请其宽衣，曾推说不必，王以为曾之故作拘礼也，竟强为之解钮扣，岂知一脱之下，全角毕露，曾于稠人广座中，出此洋相，为之啼笑皆非。

谢无量与曾通一久寓“一品香”，积欠房租达一千余元之巨，无法偿还。其后“一品香”主人逝，临终遗嘱云：“谢、曾两先生欠数，不必向其索取。”商人重利，每薄文人，而谢、曾二人竟为俗流钦重若此。

高伯雨回忆早年他在上海时和谢无量同去都益处川菜馆赴宴会，他喝过了一斤花雕后，已有醉意，人们就围着他，请他写字。于是你也一张，他也一张，有些贪心不足的人，有了一张还求多一张，他照样笑嘻嘻的不拒。这一段时期，他写的字从不盖印章，下款往往写“梓潼谢无量”，有时只写“谢无量”三字。有人对他说：“写字写画不盖印在作者名下，就好像美人有目无眉，大欠姿态了。”他却说：“字画如果要用印章来证明它的真伪，或用来增加它的优美，本身就有问题了。”1938年他在香港时，为人写字，还是照例不盖印，虽然他身边有好些个名家所刻的印，他也懒得用。有一次高伯雨特地念出谢无量在二十多年前所作的一首诗《山寺夜坐命酌，示祥大人》，诗云：

禅关纵酒寻常事，大道无名不肯成。

醉眼质疑天动转，病容扶起夜游行。

径风窥竹流萤散，岭月穿松宿鸟惊。

坐久上方钟磬响，可知无事愧平生。

请他写一张条福，他马上写了，这时高伯雨拿出杨千里新为他刻的一方印章，请他盖上，他并不反对。高伯雨说：“无量为人豪迈潇洒，从他写的字和诗，便可见其性格。他的书法是从汉魏碑板出来，但又不囿于汉魏书家的笔法，自己创出他的风格。”

谢无量天资聪慧，读书过目成诵，下笔极快，正如古人所说倚马千言可待，不过他的生活却很随便，名士气十足，从旧社会说，是有魏晋风度，就今日而言，不免过于散漫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