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荷兰鹿特丹市的康索当代艺术中心遭窃，包括毕加索、莫奈等名家作品在内的7件画作被盗，画作总估价超过10亿元人民币。近20年，博物馆盗窃案频频发生，其中最大宗的是1990年美国波士顿市的伊莎贝拉·斯图亚特·加德纳博物馆被盗案，损失高达3亿美元； 1991年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展出的20幅名画被盗，总价值约5亿美元；2010年，法国首都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遭窃，损失达1.24亿美元。而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馆六度遭窃，最近一次发生在2011年5月8日。世界级博物馆被盗，损失往往不可估量。在保管之外，公藏机构在艺术品的展示和宣传推广上不力也屡被诟病，公藏机构到底是不是保存艺术品的最佳机构？

质疑1：安保不力还是监守自盗？

康索当代艺术中心遭窃后，当地媒体报道，荷兰境内大约有多达1200座博物馆，各家博物馆的安全警戒措施一向相当严密，艺术品失窃事件并不经常发生。但值得质疑的是，康索现代艺术中心的警报系统与每一件艺术品都连接在一起，窃贼如何能够自由进入美术馆，从容盗走7幅名画，并最终全身而退？当地警方认为，窃贼除了事先经过缜密的规划外，显然得到过内部信息，甚至不排除内贼作案可能。安保不力还是监守自盗？在监守自盗未能获得证实之前，世人更多质疑的眼光还是关注在博物馆本身的安保能力上。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用“意外”形容这种博物馆被盗案。“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有遭窃的记录。中国有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防只是一方面，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界上没有百分百的方法来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陈履生笑称电影中大盗偷窃博物馆的场景和故事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玄乎的情节和手段更为“引人入胜”，但实际上不能据此认为博物馆经常被盗，或者安保能力很弱，“全世界的博物馆数以万计，但每年这些遭窃的案例也就一两起，飞机也有摔下来的情况，各行各业都有意外，只是博物馆的关注度可能高于其他行业。”他建议社会公众要给这种“意外”一定的宽容：“当然，与此同时，博物馆机构也要尽量做得万无一失，为国家、公众保管好文化遗产，是责任也是义务”。

“闭路监控、红外报警、双人指模、密码防爆钢门、警卫24小时把守、出入登记。”一个省级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如此列举库房的安保措施，“几乎可以用滴水不漏来形容。”记者了解到，广州的博物馆机构中有严格的藏品保管制度，很多重要的一级、二级文物不轻易示人，只有经过管理者的层层批示，才有可能一展芳容。这种制度确保了重要藏品能安全保管在库房中。“今天中国的大型博物馆相对安全，这主要得益于今年新建的博物馆安防设施非常完备。”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研究部刘大川对中国主要的博物馆安保能力很有信心，“我们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对藏品进行妥当收藏”。

旅日中国画家陈贵平的作品曾捐献给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多个博物馆，因此他在博物馆对待藏品的方法上有自己的想法：“很多大藏家用高价买回来名画藏品，随着藏品价格越来越高，他们更谨慎保护自己藏品的安全，而美术馆、博物馆毕竟是一个机构，收藏的藏品数量非常大，其中部分是藏家或作者赠送的，因此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工序只是录入、编号、保存。这些机构不是个人所有，会有不同的人来负责，难免有人会动了邪念，其次，虽然很多机构会用先进的手段如红外线来保护藏品，但是总体安保水平还不如私人严密，而且机构对藏品有公开展示的义务，就有可能在展览的时候让不法之徒乘虚而入。”

质疑2：为何某些藏品秘不示人？

从近年发生的博物馆盗窃案可以发现，包括此次康索当代艺术中心被盗案在内，大部分都发生在展览期间。“对于盗贼来说，确实只有展览的时候才有下手的机会。”一个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是在库房中，除了破墙而入，盗贼别无他法，而藏品在向公众展示时，盗贼一是可以接近展品，二是可以趁乱作案。因此，不少馆藏机构既不轻易外借重要藏品，也不轻易对公众展示藏品。

但是，馆藏机构的这种做法也为公众所质疑。“博物馆和美术馆并不是藏品的保管箱，除了安全、妥当保存外，展示和宣传是他们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罗先生(化名)曾想把自己的一大批瓷器藏品捐献给博物馆机构，但是最终作罢，理由并非自己无法获得满意的“奖金”，而是认为博物馆机构无法让自己的藏品发挥更好的作用，“如果一进博物馆就石沉大海，秘而不宣，我还不如自己还在世时放到拍卖行去拍掉，还能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从事书画研究的吴小姐(化名)对此也颇有看法：“我曾经参加过博物馆举行的一次苏六朋藏品展，好不容易见到真品，所以希望能在展会上买到藏品图录，但却被告知并无出版图录，后来在网上寻找，并且通过行内人士四处寻找，也一直没能找到苏六朋的藏品图录。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失望，因为出版图录来宣传藏品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博物馆在馆藏作品的宣传上细致而有步骤。“日本的美术馆会定期把搜集来的馆藏作品进行展示，或者不同的美术馆之间会长期相互借展，因为光靠美术馆自己策划，展览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陈贵平介绍称，在日本的藏品展现场会有免费的藏品介绍简章和需要付费购买的藏品详细图录，有的美术馆还会帮艺术家出图录，“美国美术馆的情况也跟日本比较接近。”而他在近几年间陆续把作品捐赠给珠海、中山等地的美术馆后，只是获得了捐赠证书，作品和其他藏品一起被按年份或种类保存在库房里，至今并未听闻曾被展示和宣传。

博物馆对公众或藏家的这种“成见”颇感冤枉。“说博物馆机构就对藏品秘而不宣、秘不示人，其实不尽然。”刘大川举例，譬如上海博物馆以多次捐赠的藏家徐展堂的名义建立了瓷器馆， “这种做法很好，值得博物馆机构借鉴。”除了出版方面，他认为大的博物馆在策展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在常规展览之外，大家都在动脑筋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展览，整合资源发掘内涵。”

“博物馆机构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藏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陈履生说，确实看到有些博物馆和美术馆没有充分利用藏品扩大社会影响力，因此也挫伤了一些作品和藏品的捐赠者的感情，特别是一些小地方的艺术家纪念馆，更是因为财力不足、缺乏专家的整理研究、缺乏推介，而使这些艺术品被“荒废”，“所以国博近年的工作中加大对于捐赠作品的社会利用，包括国内外的巡展，告知社会我们的责任，藏品不是被锁在库房里，而是提供给公众广泛接触，提供给专家研究。”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