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顾炎武认为不一定。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

顾炎武在“身沉心不改”、身心分裂的思考下，更强调一种心的坚守，文化的坚守。他认为，忠、孝、节、义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所以他讲“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要区别大忠、大孝、大节、大义，和小忠、小孝、小节、小义。

这对顾炎武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选择，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生和死。活着还是死去？

有的人殉国了，顾炎武毫无疑问地肯定他们。但是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他认为不一定。活着也还有好几种活法。有的人要和清王朝不共戴天，挖个地窖，躲在地下，通过穴口，家人可以送饮食给他，这叫“土室遗民”。也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做和尚去了。有的人逃到山里面去做隐士。而顾炎武是另外一种选择，他是在世成为遗民，同样可以坚守自己的仁义道德。

顾炎武讲到“人臣遇变时，亡或愈于死”（《亭林诗集》卷三《潍县》），不死，或者叫“无死”，也许比死更重要。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你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活着首先是生存，还有延续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还有精神价值的延续，要肩负着种种的道德的责任、社会的责任。

当时人们首先面对的最简单的选择就是留发和剃发的问题了。《孝经》里面讲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是顾炎武觉得剃发能够接受，也应该接受。因为他觉得“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这是大节、小节的问题，只要能保全生命，只要能给自己提供更好的一种生存的环境，剃发就剃发吧，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跟人交往。你躲到深山里面，天天和动物、植物在一起生活，这可以。但是你只要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不能不跟普通的人交往，尤其是跟出仕的官员交往。那该怎么做呢？顾炎武选择了交往。最有意思的交往，是他和他的几位外甥。

顾炎武的妹妹嫁给了姓徐的，生了几个孩子，徐氏兄弟非常出色，像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中了状元，中了探花的，后来都做了翰林，做了咱们现在叫部长一级的官了。顾炎武一开始是不跟他们交往的，但是后来，他不避嫌疑地跟徐氏三兄弟交往。到北京的时候，又多次在徐家兄弟家里住。还多次给徐家兄弟写信，甚至对他们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训诫。因为他是长辈嘛，不断地劝诫他们应该怎么做官，特别强调的是对道德的坚守和传播。徐氏三兄弟在顾炎武晚年的时候，给他盖了个别墅，让他回昆山老家，因为顾炎武到处流浪，尤其是晚年都流浪在山西，外甥希望他叶落归根，但是他坚决不回去。为什么呢？还是坚守他那种道德立场，因为他一旦回老家去，让几位晚辈来赡养他的话，他觉得就有损于自己的政治品节。这就是顾炎武为人既通达，又固执的地方。

随着南明王朝的覆灭，顾炎武发愿“笃志经史”，守护和传承文明的种子

顾炎武不仅仅是一种生存处境的选择，他还有一种行为方式的选择——“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他讲到，我在中年以前，跟诸文士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中年以后，尤其是五十岁以后，要专门研究的是“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文集辑补·与黄太冲书》），我要思考这些最核心的文化的命题。

那么这种变化为什么会产生呢？这跟他五十岁这一年，就是1662年，康熙元年，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系。明王朝在崇祯皇帝自尽以后，进入了所谓南明时期，就是在长江以南，先后建立了几个流亡政权。南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桂王朱由榔，在上一年的十二月被俘，在这一年的四月死于云南。在这之前，你还可以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毕竟还有流亡政府在，现在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再进行政治上的反清复明，已经不可能了。那么现在要做什么呢？这年三月，顾炎武跑到了南京孝陵痛哭一番，进行了新的文化选择，要“笃志经史”。

瞧不起以“文人”自居者，是顾炎武一贯的思想，至少是顾炎武在1644年明王朝灭亡以后就有的非常鲜明的思想。顾炎武在明朝灭亡以后，把他33岁以前的诗文作品基本上全部烧掉了。所以咱们现在能看到的顾炎武现存作品是他33岁以后的。他是江苏昆山人，当地有个说法，叫做“归奇顾怪”，归庄和顾炎武这两个人都比较奇怪，是狂生。那么“归奇”，咱们现在还能知道，因为归庄在晚明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但是“顾怪”咱们就看不太清楚了，因为顾炎武在入清以后，虽然很耿直，很固执，但这还谈不上怪，咱们现在看到的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非常刻板的学者的形象。

顾炎武一再贬称唐宋以来的所谓“文人”，“不识经术，不通古今”《日知录》卷一九《文人之多》）。他赞同宋人刘挚的说法：“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八》）“器”主要是一种学养，一种人格，“识”是一种实践，是伦理道德的坚守。“士”和“文人”的这种区别，他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去。

在五十岁以后，顾炎武慢慢地淡化了他政治遗民的身份，而更强化了他作为文化遗民的身份。他在现实社会当中更为通达了，跟清朝政府的官吏们，尤其是跟徐氏三兄弟的交往更多了。但是在文化遗民的坚守上却更严谨了，更自觉了。他提出一种理想，说：“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亭林诗集》卷五《春雨》）巢父、许由这样的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候，逃到山里去做隐士，那是求一身之善。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是“穷经待后王”，期待将来的人，能够用我的这套学问，我所坚守的文明，再创新的文明。“穷经”不是一般的皓首穷经，而是有着很明确的政治文化的追求，就是他讲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了这种责任他“死而后已”（《亭林文集》卷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所以他选择了著书立说，要“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有王者起，将以此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这是顾炎武的现实认识，觉得现在的君臣们都不行，将来也许有人可以。那么将来的人是谁呢？有没有一种理想的典型呢？有！就是他讲到的文中子和唐太宗。文中子即王通，隋朝的学者。王通的学问杂有儒家、道家的思想，而这种儒道合一恰恰成为唐王朝治理天下的学术、思想的根本。顾炎武是以王通自诩的，王通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好多学生，后来成了辅佐唐太宗的名臣，像房玄龄、杜如晦。王通的学问既是一种思想学术，也是一种政治方略。顾炎武也同样是这样一种追求。而像唐太宗这样的君，就是顾炎武心目中的“后王”、“明君”。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