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开考古学家牟永抗的家门，老人正拎着袋子准备出去，一看到记者，他拍拍脑门：“哎呀，我记错时间了，以为你是明天来呢！”

　　可坐下来，聊起浙江考古走过的历程，忆起那些记录岁月印记的重要发现，老人的脑袋里，好似装着一本考古学字典——

　　“1973年7月3日，我们坐着消防车去河姆渡车站”“二里岗发掘，我被分到C九区最重要的H111”……

　　每一个时间点，每一处墓葬的编码，每一次发现的陶片数量，老人的心里，明镜一般。

　　今年，牟永抗79周岁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年轻人，要为他做80岁寿辰，老人觉得不合适，“考古所比我年纪大的人很多，他们都不做生日，我怎么能做？不要做80岁，要做就做考古工作60年。”

　　他说，他是1953年5月5日调到考古所的，“古龄”60。

　　说着，老人兴奋地从书房里，找出了那天的照片，红色的横幅上，写着：牟永抗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工作六十年座谈会。

　　八十大寿的生日会，硬是被老人开成了考古座谈会。

　　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便参与了浙江境内几乎所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

　　随着湖州钱山漾、湖州邱城、淳安进贤高祭台等重大遗址的发掘，他探索浙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的序列，提出了太湖流域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参与了两次河姆渡遗址发掘，提出河姆渡一至四期文化的概念；

　　而在良渚遗址群各重要遗址发掘后，牟永抗又围绕以玉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研究，阐述了良渚文化神崇拜、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等论点，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的重要观点，推进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

　　60年，步履不停。问起老人，是不是就在野外，跑了60年？

　　老人想了想，说，我的立足点就一条：野外作业，是考古学的突破口。没有野外工作，就没有考古学。田野作业得来的新材料、新信息，才是解读历史的开始。

　　人物名片

　　牟永抗 考古学家。祖籍黄岩茅畲，1933年出生于北平(现北京)。

　　六十年来，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在浙江史前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中国史前玉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窑址考古学的探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牟永抗心里，考古学是一门严肃而崇高的科学——

　　说这东西值多少钱，比打我耳光还痛

　　20岁那年，牟永抗第一次踏进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大门，便注定要和考古打一辈子交道。

　　虽然当时，他连“考古”两个字，都没听过。

　　参加考古训练班，吃冷馒头，冬天穿着单裤，睡在墓葬上，一次次野外实践，让他明白，原来考古还被称为“锄头考古”，原来“考古考古就是吃苦，吃不了苦就考不了古”，原来平底脚的人不能考古——因为需要走很多很多路。

　　可是，在牟永抗看来，中国考古学这条“路”，更要走到整个地球村中，找寻属于东方文明的耀眼曙光。

　　“我要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现在很多所谓文物鉴宝，都是背离考古学本质的。”

　　先生用手指“笃笃”地点着茶几，“考古学的科学价值，是重新认识历史，重现中华民族的过去，重新建立东方的观念形态，考古学，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而不是说，这个东西，这幅画，值多少钱。这比打我耳光还痛。”

　　(以下记者简称“记”，牟永抗简称“牟”)

　　【老和山遗址】 “这不是考古发掘，那是捡东西”

　　1952年6月，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期考古培训班开班。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大学设考古系，它被业内人称为“考古黄埔班”。1954年，21岁的牟永抗，进入了第三期训练班学习。之前，他刚在杭州老和山遗址，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考古发掘。

　　但课上，老师的一句“这不是考古发掘，而是捡东西”，让他发现，考古不是那么简单。

　　记：您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时，对考古了解多少？

　　牟：在这之前，我连考古两个字，都没听过。报到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被派去参加老和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就是现在浙大玉泉校区学生宿舍U字楼。

　　考古所的王文林是我第一个老师。发掘现场，前面有人负责挖，挖出一样就给我们看。王文林说是(文物)，我就拍个照。但究竟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记：参加完这次发掘，您就去了第三期考古训练班，主要讲什么？

　　牟：训练班上了3个月，一半室内讲学、一半野外实习。

　　我们的老师有研究原始社会考古的尹达，教封建社会史的是翦伯赞，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裴文中，还有教奴隶社会史的郭沫若，都是全国知名的考古学大家。

　　记：您当时已经有了考古经验，在班里应该属于“老资格”了吧？

　　牟：是啊，我当时很为自己这一年多“考古经历”自喜。

　　班主任裴文中先生上第一课时讲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课间休息时，我就问：“裴老师，杭州老和山的发掘，你为什么没有讲？”

　　没想到，他大声回答：“老和山不是考古发掘，那是捡东西。”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原来，考古学不是这么回事。从此以后，我学习特别认真。

　　记：那哪一次考古发掘，是您真正意义上的“进入”考古学？

　　牟：考古训练班结束以后，文管会就派我去支援河南郑州的考古发掘。在郑州的那一年，才是我真正意义上考古的开始。

　　我参加了二里岗的发掘，是解放后发现的又一个商代遗址。

　　我分到C九区H111，这个灰坑里面，埋了7头猪，3个人头骨。人头骨上还挂了2串用鳄鱼骨头串起来的项链。

　　我蹲在单人沙发这么小的坑里一个礼拜，中午吃几个冷馒头，冬天只穿单裤，为了御寒我学会了喝酒。晚上睡觉，就在一个宋墓上面，铺床棉被。

　　第二年夏天我才发现，棉被上烂了一个我人形状的大洞。

　　【河姆渡遗址】 “保护文物如救火一般”

　　1973年11月4日，正式开工的第一次河姆渡发掘，无论发掘人员的数量和学术素质以及发掘的组织和规模，都超过浙江境内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是浙江经历了十年空白之后的又一次野外实践。牟永抗就参与了这次发掘。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