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只写了一个故事：疼痛”,曾经写过《青衣》、《玉米》、《推拿》等着作的着名小说家毕飞宇，这次选择写一个真实的故事，因此有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一本夹杂着真实温情与疼痛的少年传记。

　　这个年近50的“青涩”中年在面对自己17岁的儿子的时候，有一种少年朋友相伴的氛围。“现在的年轻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毕飞宇的儿子明年高考，虽然毕飞宇也曾想过给儿子更自由的空间，但面对现实，他眼睛里只能透出一种无奈。因为这位曾经历过残酷也美好“少年”时光的人父知道，真正自由的少年时光是怎样的轻松美好。

　　“非虚构，如人照镜”

　　毕飞宇看起来很年轻，他喜欢开玩笑，一边吃饭还一边高谈阔论着体育新闻，“为什么作家看体育，因为体育是一个互相协作的项目。而作家大多数情况都是比较自由独立的。我认为有时候需要这种协作的精神。”

　　拍摄的时候，毕老师也显得调皮可爱：“你说我要先看美女还是镜头。我还是要看美女的呀！”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他收敛了玩笑，义正言辞地说出自己的忧虑：“我心疼这代年轻人。这个社会有些地方不太健康！”和刚才调笑风生判若两人。就是这样的毕飞宇，在“文革”特殊时期成长起来的少年，在国家发展中度过青年时代，如今中年，洗尽铅华，他开得起玩笑也讲得来严肃。

　　此次《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毕飞宇第一次尝试非虚构类的作品。这一次书中讲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写非虚构就是事情就在那儿，你必须按照真实发生的事情去描写。你必须去面对真实。就像一个具体的人照镜子。”

　　毕飞宇1964年出生于杨家村，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他又来到“陆王”村。之后又来到了“中堡”镇，因为父亲被打为“右派”,他们居无定所也一无所有。整个少年时期极其漂泊。在书中毕飞宇说：“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知道我的将来也是远方，我唯一仅仅不属于‘这里'.”

　　谈到小时候，毕飞宇垂下了眼睑：“实际上我生活过的村子我自己也不愿意回去。每次去以后特别难过。只要不是万不得已，我在回避这个地方。真的从我内心来讲不愿意去面对那段日子。”

　　毕飞宇的少年时光虽然在贫穷中有苦难心酸，但是更多的还是快乐和自由，“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一本苦难的书，我觉得得从两方面看。起码我小时候，我的父母是乡村教师，在村子里受人尊敬，别的孩子闯祸了要挨打，我就从来没有。第二是，我长大之后才明白那时候的苦难，可是我得诚实，我不能是一个早慧早觉的少年。”

　　中年的毕飞宇对自己的生活更有把控，人总是要长大的。但是这种无根的危险感仿佛始终伴随着毕飞宇，你仍能在他的玩笑间看出一种少年的失落。借用书中的话来说，“命运让我这样，我就这样了”.

　　“嗯，你比我写得好”

　　有一天，毕飞宇的孩子无意中翻到了父亲的一篇短文，看完之后阴不阴阳不阳地冲他来了一句“嗯，你比我写得好”.毕飞宇这样笑着形容自己的孩子。

　　毕飞宇的儿子今年17岁，上高二。作为一个作家的儿子，他还没有读到父亲的新书。“他现在高二，要抓紧学习，是特殊时期。”

　　毕飞宇自己用了“纠结”两个字来形容对儿子的心情，“我羡慕我的儿子。但是我也心疼他。”毕飞宇羡慕儿子出生在一个发展得比较像样的时代，从小受到社会和家庭的疼爱，拥有的物质基础都是自己不敢想像的。这样说来，毕飞宇又为什么心疼呢？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代孩子他们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是在搏杀状态中度过的。现在的教育体制下，你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中学上不了好大学，世界充满竞争。因为学习，孩子们基本丧失了自由。还有环境污染，现在哪里还山清水秀？现在的风都不是过去的风。”

　　毕飞宇和儿子的交流方式很特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和他的沟通渠道是通的”.

　　因为毕飞宇平时在家写作，所以跟儿子的相处时间比较多。每逢周末或者寒暑假，毕飞宇都会带着儿子去运动，足球、篮球都玩。在运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跟儿子讲一些道理，比如如何尊重别人，如何协作，如何有耐心，怎样遵守游戏规则。看起来这些东西很小，但是这些也都是跟整个人生相关的。

　　除了运动，两个人另一个沟通的渠道就是语言。经常，毕飞宇带着儿子去遛狗、散步，一起聊天。但如果要说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我会跟他说爸爸请你去喝杯咖啡，他就知道了。”所以，毕飞宇和孩子的正式沟通，大多都是在咖啡馆中进行的，“我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有一种成人感。”你看，这对父子的相处方式更像是朋友。

　　毕飞宇打算等儿子高考完，就和他一起去支教，“要带他去乡村体验生活！”他希望儿子的视角也能是多元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现在所处的世界和文化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同时他也要让孩子有一个关于“贫穷”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