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很难再用统一的文学观念来理解今天的文学了，甚至不同的文学群落理解的“文学”都很不相同。“50后”“60后”作家与活跃在网络上的青年写手们各自为阵。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张炜、苏童、余华、格非、阿来等等，称这些刚过壮年的作家为“老树”,似乎言过其辞，但想想本世纪之初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青春写作，那就可以理解何以他们壮年刚过，就可能是壮士暮年。他们自然有着可贵的成熟，但又不得不承载着20世纪白话文学百年的暮气。新文学也就百年的历史，但在当今中国文坛的多元格局里已经成了“传统文学”.“70后”作家蒙受着“50后”“60后”作家的阴影，“80后”作家完成了转向却又去向不明，传统中国文学究竟向何处去，还能向何处去，不能不成为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

　　2013年，贾平凹出版《带灯》，以一位年轻的乡镇女干部为主角讲述乡村中国面临的种种难题。在《废都》之后，贾平凹带着愤懑“怀念狼”,猛然间高吼“秦腔”,转而又坚韧地炼起“古炉”,看似是最有个人风格的作家，却在每一部作品中力求大变。《带灯》中贾平凹面向现实的勇气骤然加强，这是老骥不能放弃的志向，内里的那种苍劲始终要握住鲜亮，而且握得这么结实，多年练就的劲道仿佛源源不断。

　　余华沉寂七年之后出版《第七天》，这部薄薄的小说也试图向现实说话，说话的方式当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50多岁的余华把小说做得相当纯净，说叙述炉火纯青也不为过。早年那么无情地撕碎家庭伦理，这部小说却把一个非血缘的父子情深写得如歌如诉。同样，到了知天命年纪的苏童出版了《黄雀记》，又回到香椿街的少年时代，那里潮湿、鲜妍却诡异多端。这部小说虽没有超出多少苏童过去的小说，但那种记忆的韧性，对命运之不可抗拒又有新的体验，语言叙述也有一种自由的松弛，不能不说是一种老到。林白这个当年沉迷于“一个人的战争”的女性主义者，今年出版《北去来辞》，把一个家庭的故事写得如此真切却又能糅进当代历史的深刻变故，生活的穷途末路与不甘于命运的挣脱，令人唏嘘不已。徐小斌早已过了浪漫的年龄，却并不放弃文学的浪漫，不用说，对“80后”“90后”来说，《天鹅》关于爱情的颂扬如上个世纪的童话，但徐小斌像是要还一个宿愿一样完成这次精神性的书写。

　　也有令人惊异的“老树着花”,金宇澄的《繁花》是海上文坛厚积薄发亮出的一道风景，旧式的笔法讲述着新的传奇，从《海上花列传》到《繁花》只有一步之遥，或许是冷眼看尽文坛潮起潮落，领教到千变万化不如从头再来，金宇澄这就跨出一大步。张炜在10卷本的《你在高原》之后，今年又出版18卷本的“散文随笔年编”.虽然这部编年文集有早期写下的文字，但是在今年合集出版还是让人吃了一惊。

　　实际上，“50后”“60后”的诗人也是一个壮观的群体，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于坚、李亚伟、张曙光、杨克、翟永明、臧力……这个名单开列下去，恐怕要涵盖当今诗坛的半壁江山。按如此创作势头，“50后”“60后”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文坛--即使称之为传统文学的主力军。中国文坛有相当一段时间还要“忍耐”这种方式和风格的文学。

　　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以及在这一年辞世的诺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都让我们对文坛长青树不得不表示一种崇敬。然而这些年来，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对“50后”作家已经很不耐烦，虽然“50后”时有新作且势头不减，但对他们还能引领文坛多久的疑问一直不断。此种背景下，2013年的“老树着花”饶有意味。

　　固然“50后”以乡土叙事为主打的文学方式已经显现疲惫和单调，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批作家都在试图跨出自己的界线。尽管这样的跨出显得十分困难，甚至步履蹒跚，但这些变化都是实实在在的。如今在传统文学这一脉，大变革恐怕不再，但个人突破就是小小的胜利。“老树着花”未尝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按照阿多诺和赛义德关于“晚期风格”的说法，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到了晚年艺术手法倒变得十分自由洒脱，可能会写出出人意料的作品。正如传统文学到了晚期，也可能有一种自然和自由，有一种任性和超脱，如“老树着花”般闹春，传统文学在晚期未尝不能有一番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