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朔覆亡后，郑成功继承了郑氏家族的事业，此刻的东亚大海仍是郑家的天下。为了在兵锋极盛的清军面前确保一个安全的后方和退路，郑成功决定把荷兰人驱逐出台湾。1661年郑成功下令积极修战船，招募训练水兵，仅两个月时间就修造兵船300多艘，其中有大帅船、先锋船、哨船等。兵船一般有二层甲板。主力战船大青头（船体多饰以青色）长约10丈，宽2丈1尺，高1丈5尺，吃水8尺，载重三四千担，总共只配备2门大炮，前1后1.因为大炮都设在固定炮床上，要瞄准敌舰就得移动整个船体，作战效率不高，可见郑军战术仍是以量取质。

　　荷兰侵略军在台湾守备十分严密，修城筑堡，总兵力约2800人，战舰有赫克托、斯·格拉弗兰、威因克、马利亚等甲板战船，还有小艇多艘。主力舰赫克托，长30丈，宽6丈，竖5桅。下三层，装有照海镜（应该是带某种测距功能的大型望远镜）、铜炮和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

　　1661年5月1日的海战中，郑成功采取“以多击少”的水面狼群战法，派出约60艘各装有2门大炮的帆船迎战荷军。在镇将陈广、陈冲的指挥下，郑军以伤亡1000多人的代价，用炮火引发荷舰火药库爆炸，击沉了荷军主舰赫克托号，又用火船焚毁格拉弗兰号，荷军平底船白鹭号和马利亚号见势不妙，分别逃往日本和巴达维亚方向。通过海战，荷军力量遭受重创，尚存几艘小船逃进台湾城下，再也不敢出战。

　　郑军以数量优势夺得台湾海峡制海权，自己也损失了近一半战船。虽然战术上损失比荷军大得多，但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战略胜利，就此一战彻底拿下了海峡制海权，郑军主力开始源源不断地被安全输送到台湾，其后的台湾之战就没什么像样的海战了。荷兰殖民者有着和葡萄牙人一样的问题：战线太长，军舰开到中国要跑一万五千海里以上；幅员太小，面积只有25000平方公里，真正的弹丸小国；人口太少，从17世纪生到2010年，到现在也才1600万人口。所以荷兰要搞一个全球性的海上帝国人力物力俱显不足。

　　而且1652年后英荷战争一直在欧洲沿海展开，牵制了荷兰人绝大部分精力和人力。1660年后荷兰人全力备战第二次英荷战争，加紧建造大型战舰。至1661年，荷兰海军已拥有70艘大型战舰，平均装炮50-80门。但这些战舰必须留在欧洲对付英国人，欧洲本土是荷兰根基所在，不可不保，不可能大规模支援台湾，所以在远东的荷兰军实力很有限，只能眼睁睁看着郑成功收复台湾。如果荷兰派出赖特那样的老海将统率一支有10艘主力舰的分舰队赶到远东阻截，郑成功是肯定上不了台湾的。

　　从台湾海战中逃跑的马利亚号船于1661年6月驶抵巴达维亚，向东印度公司报告了荷军在赤嵌战城战败和台湾城被围的消息。荷兰驻巴达维亚殖民当局为挽回败局，便派海军统领科布·考乌率领科克伦号、厄克号等10艘战舰752名士兵以及够吃八个月的米、牛肉和猪肉前去增援。经过38天的航行，于8月12日驶抵台湾海面。当时正是台风季节，风浪很大，近海的拍岸浪比远海的涌浪更危险，荷军在海上停留了近一个月之后，才有5艘战舰在台湾城附近海面停泊。

　　荷军虽然得到的增援力量极其有限，但还是决定用增援的舰船和士兵击溃郑成功的部队，并任命卢特·塔华隆·贝斯为总指挥，要求对郑军决不饶恕，见人就杀，不留一个。命令下得相当凶残。其实这完全是荷军不知死活，这时郑军登陆部队已达两万以上，对荷军拥有至少10比1的兵力优势！

　　9月16日荷军从海、陆两路向郑军发起进攻。在海上，荷军企图迂回至郑军侧后，焚烧船只。而郑军避开与荷军舰队正面海战，隐蔽在岸边，当敌舰闯入埋伏圈后，立即陆海两面万炮齐发。经过一小时激战，郑军以亡150人、伤若干人的代价，击毁荷军战舰2艘，俘获小艇3艘，荷军损失了1个艇长、1个尉官、1个护旗军曹和128名士兵，另有一些人负伤。总之荷军没占到什么便宜。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一样，兵力优势还是相当重要的。在陆上，荷军几乎没有发起什么像样的进攻就偃旗息鼓了。说到底，中国军队只要发挥正常点，朝廷不是过分混账，就从来不怵西方陆军。

　　12月1日，郑成功令陈宣、陈冲用数十只内装硝磺等易燃物的小船乘风火烧荷军船只，黄安则督率一部从七鲲身夹攻，击沉荷军战船3艘，击毙击伤荷军多人。至此，荷军海上力量基本被摧毁，岸上陆军只能坐以待毙，郑成功收复台湾已成定局，中国海军打赢了第三场与西方海军的战斗。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宝岛台湾，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此后康熙遣郑军降将施琅复台，这只是一场中国内战，是中国两大封建王朝明亡清兴兴废内战的最后延续，台湾从郑成功起直到甲午战败后割让日本，都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管辖之中。

　　明初沿海的防卫还算是比较周密的，海上有战船巡哨，陆上有卫所军队防守，巡检司马兵盘查，其间更有郑和的海权极盛期。到了嘉靖年间，战船所剩无几，军队缺额半数以上，所存士卒又都是老弱残疾不堪作战之辈，既不能防御倭寇于海上，使其不能登陆，又不能在陆上堵截围剿，将其消灭。海防形同虚设，倭寇海盗红毛夷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任意烧杀劫掠。

　　综上所述，明代中晚期中国海军要想迎战西方舰队，必须至少集中对方船只10倍以上的数量才堪一战。平倭名将俞大猷就总结说：“一贼所恃者，龙头划然，贼不过一二十只，我兵用则七八十只，以多制寡，何患不取胜。”这种以量胜质的战术思想，是与中国传统“兵贵精不贵多”的精兵战术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俞大猷这样的赫赫中华名将提出这样的“船海战术”,那也实在是被落后的舰船和火器逼得迫不得已。

　　当时中国海军与西方海军最有效的作战手段，竟然还是顺风漂送火船攻击敌舰的古老“火攻”战术，西人坚船利炮，明人只能火船迎之。俞大猷就总结过：“一战贼大船，必用火攻。”所以明军1521年屯门一战佛郎机用火攻，1624年澎湖二战荷兰红毛用火攻，到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还是得用火攻。笔者小时候看过一本日人所着小说《郑成功》中，日人甚至说是郑成功同父异母的日本姐姐混上了荷兰主力舰赫克托号，在火药库里放火方炸沉了这艘荷军巨舰，可见日本人到现在也不相信明军有击沉当时西方主力舰的实力。

　　中西海上战舰的规模、武器和各种技术方面在明末都有了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导致中国在应付海上入侵时的被动局面。明末清初中西方的海上武装冲突都是在中国沿海发生，中国的海上大门已是狼烟四起，中国海防败局已显，悲夫。

　　所以台湾历史学家张存武在总结明代这段海防历史的教训时说：“故葡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由此而论，治鸦片战争而后之中国近代史者，实不宜忽略1511年至鸦片战争间这段近代中国初期历史。”

　　历史当时留给中国人最重大的教训是，明朝人虽然体会到西方炮舰技术的进步与威力，看到了西方列强到处扩张的蛮横与威胁，但因为国人华夷之辨思想根深蒂固。在此思想指导下，明朝国人自恃文明发达，夜郎自大，视外来民族为蛮夷之邦，轻视有余，重视不够，直接制约着中西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交流。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西方风帆战舰技术已至顶峰，“日不落帝国”的实力已可集中万余兵力和百艘战舰来到中国沿海，中国人单纯的数量优势已无法弥补炮舰技术和火力的差距，任何计谋和航海战术都已无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了，那么中国的沿海就真的“有海无防”了，悲剧般的中国近代史正式拉开了帷幕。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