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谈清政府: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时间:2014-09-18 08:30来源:大西北网-北京日报 作者:董少东 点击: 载入中...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此后,光绪连续颁布了200多道变法诏书和谕令。一时间,老大帝国的变革计划急如星火。


    仅仅103天之后,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重新训政,“罢新法,悉复旧制”,戊戌变法夭折。


    大清国在甲午惨败之后进行制度变革的首次尝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细观当年,维新派在清廷所处之政治情势,既有慈禧与光绪“大太后小皇帝”的特殊皇权架构,也有积弊甚久的中央、地方矛盾。维新派如同一头意气风发的大象,毫不顾虑地冲进了瓷器铺,失败的结果早已注定。


    慈禧一直被视作扼杀戊戌变法的头号反动人物,但她其实并不是变法的“天然敌人”.维新变法启动时,慈禧说不上支持,但也没有反对。变法宣言《明定国是诏》,就是经她的懿旨批准颁布施行。她也事先就声明了底线:“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


    慈禧看重的是“权”.虽然早在1889年就宣布归政光绪,但她从未真正放权。光绪意图以变法大展身手,甚至在变法前以“退位”要挟取得“事权”.慈禧已有不满:“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变法开始后,光绪越来越“自作主张”,他革除违逆己意的礼部六臣、要开懋勤殿组建维新变法的顾问班底……光绪曾就懋勤殿向慈禧请示,精于权斗的慈禧一眼就看出“醉翁之意”--培植帝党力量,抢班夺权。慈禧没有回答,仅仅变了变脸色,就让光绪“惧而未敢申说”.光绪吓得当夜给杨锐密诏:“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大太后小皇帝”是既成事实,维新派人物、礼部主事王照建议把“变法之名归诸太后”,以推进变法大业。但康有为等维新派核心人物看到密诏,却想出了“围园杀后”的政变计划。


    包括京中大员、封疆大吏等等实权在握的大批官僚是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戊戌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变官制”,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也让他们成了变法的对立面。于是,变法政令如雨雪纷下,真正施行却寥寥无几。最终取得的唯一成果,仅仅是开设了京师大学堂一项。非但如此,“顽固诸老”集结于慈禧周围,频频上书请太后“训政”,反对变法的力量空前强大。最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新政尽废。


    这场“体制内”的变革被“体制内”的顽固力量联手扼杀,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体制外”萌动。当“体制外”的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旧体制框架下平和改良的机会就很难再有。


 

 

梁启超代草五大臣报告

 


    1905年12月,清政府委派镇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锋、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等五大臣组成代表团,分两路前往日本和欧美考察西方政体。翌年夏天,五大臣先后回国,呈交“考察宪政报告”.


    这份“考察宪政报告”可以说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纲领性文件,而它的真正作者是被清政府当做“逆党”通缉的梁启超。“通缉犯”介入朝廷最高层政治决策,这样的事恐怕也只有晚清的乱局中才会出现。


    为五大臣捉刀代笔一事,梁启超只在给朋友徐佛苏的一封信中,言语含糊地透露过这个绝大的秘密: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


    梁启超在船上闭关二十余日写作,除高度保密的缘故外,显然也因时限紧迫,交稿在即。与之对应的是,五大臣中的端方、戴鸿慈一路,出洋回国后,很不合常理地在上海停留了两周。而戴鸿慈和梁启超有密切联系,据考证,正是戴鸿慈出面请动梁启超捉刀“考察宪政报告”.


    “考察宪政报告”出自“枪手”,并不能因此否定清廷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用心。五大臣深受触动,他们看到英国议会的辩论:“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


    但是,认识到制度的落后和做出实质的改变是两回事。五大臣向慈禧陈述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但主张“实行之期,可宽立年限”,以图借“立宪”之名缓和国内矛盾,防止革命,使皇位永固。


 

 

“言高手低”维新派

 


    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一般归结于“变革势力与保守势力实力过度悬殊”,如果全面看待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维新派本身就带着注定失败的基因。


    维新派的主体,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毫无从政经验的读书人,他们做得一手好文章,纵论国事舌灿莲花,却“言高”而“手低”,贪功急进,缺乏政治谋略。回顾变法进程中那些招致反扑的作为,让人有“书生误国”之叹。


    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上。


    “大陆我最大,愿起神州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写出这首极度自负诗句的,正是康有为。


    为宣传变法思想,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假托孔子为维新变法树立理论依据。这两部书牵强附会,为秉承传统文化的士大夫所不容,连赞同维新的清廷官员都不能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使变法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翁同龢曾提携康有为,但看到《新学伪经考》,斥其“真说经家一野狐”,看到《孔子改制考》,则跟光绪说“此人居心叵测”.大力支持强学会的张之洞,“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后作《劝学篇》“暗攻康梁”.即便是戊戌变法最有力的执行者、湖南巡抚陈宝箴,亦上奏光绪,应下旨让康有为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


    “设制度局”、“改官制”是康有为的变法核心主张之一,施行力度过猛,一下子裁撤京师十余处衙门,“连带关系因之失职者及近万人”.一时间官僚人人自危,自然站到了变法对立面上。而康有为还在建议光绪“杀一二”极品贵胄,以儆效尤。


    在慈禧和光绪的帝后矛盾越发尖锐之时,维新派没有设法调和,反而使其激化。光绪给杨锐的密诏,本来是让他和刘光第等人想一个能够把改革继续下去,又不违背太后意愿的方案。而康有为想出的办法是联络袁世凯“围园杀后”.


    慈禧在政变当天即下令抓捕康有为,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随后接到袁世凯告密,血腥报复,“六君子”被处以极刑。


    一个狂狷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夸夸其谈的“狂想家”,毫无施政经验,亦无政治权谋。这一点,连他的弟弟康广仁都看得十分清楚:“伯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亡命途中推“新政”

 


    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山东教案”发生,义和团运动猝然而起。义和团的愚昧、荒诞、横暴不需多言,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古老民族面对西方侵略和文化冲击的强烈反弹。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在清廷看来“民气可用”,遂加以扶持利用。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进入京津,杀洋人,也杀入了洋教的中国人,还要毁掉一切沾“洋”字的东西。在这种情势之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侨民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一次,一向软弱的清廷也空前强硬,“向各国宣战”.这样大规模的宣战,可谓空前绝后。结果,北京在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破,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


    庚子之变,彻底把慈禧打怕了。西逃途中她就开始向列强乞和,并说出了那句足以让她被万世唾骂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朝统治者成了跪伏于列强脚下的奴才。


    庚子之变,好像也把慈禧打明白了。1901年1月29日,逃亡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绪名义颁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推行“新政”.


    就其内容而言,“新政”比戊戌变法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新政”发动于慈禧,自然比戊戌变法要政令畅通得多。大体而言,“新政”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设立工商部,鼓励新施工商业发展,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开始司法改革等等。但清廷面临的形势已然巨变,这些变革远远不足以稳固清政府的统治地位。相反,“新政”的实施加速了灭亡。


    在清朝倒台之前,有识之士便已见及。1910年8月,《国风报》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日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国势益以抢攘。


    大清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在清廷倒台之前颁布了“罪己诏”,痛陈:“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图利之网。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


    即便是一直为“新政”鼓与呼的梁启超,也渐渐看明白了“新政”之下清政府的实质:“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留日潮

 


    戊戌变法失败后,留日的中国学生数量迅速膨胀起来。1899年,中国赴日留学生为120人,1904年超过了3000人。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胜沙俄,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这一年年底,留日学生达8600人。


    在那些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名单中,有太多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名字:章太炎、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


    以后来的历史角色将这一代留学生归类,有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中共一大代表的三分之一、中国现代文学领军人物。


    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是日本的老师。甲午之后,日本被很多开明的中国人看做学习的榜样。长期从中国吸收文化乳汁的日本,开始反过来影响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语言。“科学”、“民主”、“共和”、“自由”、“经济”、“资本”……这些对中国影响深远的词汇,都是西方语言的日文翻译,转而输入中国的汉语体系。


    “革命”一词也是来自日本。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策划起义,事泄被通缉,避往日本。日本媒体报道“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日”.孙中山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吧。”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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