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打假可以成为职业，一般职业打假人年收入最高可达百万。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该喜还是该忧？

    近日报载，在广州活跃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购买假货、问题商品，直接向商场索赔或打官司索赔为生；他们频频出入法庭，综合法律素养虽比不上职业律师，却将《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少数几部法律研究得滚瓜烂熟；他们大多数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最高年收入达上百万元……他们就是职业打假人。

    就打假收入而言，这个最高达百万的年收入比起“打假第一人”王海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职业打假人王海自1995年开始打假，期间一直有争议也有挫折。他现在重出江湖，成立了4家职业打假公司，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去年一年，王海的公司“买了202万元假货，赚了400多万元”,一共打掉1100多宗假冒伪劣商品。但可能让我们失落的是，如今的王海已经切割了打假与正义的关联，他说：“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

    简单的逻辑告诉我们，职业打假人的收入越高，就说明假的东西越多。但从职业打假人的收入中，我们还只能管窥一小部分的假，因为他们每一次成功获利，都需要一个繁复的过程：筛选目标，购买检验，提起诉讼，法庭过招，追讨赔偿等等。走完这一漫长的过程，就无力再查找其他伪劣假冒商品了，这注定了能被“打倒”的假，只是沧海一粟。

    无论是电商还是实体店，其实我们每一次购买或消费，都有可能是与假会面，或是与假擦肩而过；不是在辨识真假，就是在担心上当；不是在中招的途中，就是在维权的路上……

    在这样的商业生态中，职业打假人的出现，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他们的成绩都能给我们带来快感。在这个万事皆可造假的环境中，说出来的“正义”未必就是真正义。

    “主观正义”可能只是自我标榜，是精神造假，而客观正义则是通过可以触摸形式表现出来的：由于职业打假人的存在，至少给造假者形成心理威胁，让造假者不能毫无顾忌地造假。就像职业打假人老孟所说：“我们收入越高，就等于非法商家付出的代价越大，对社会有好处，但对百姓没有什么危害。我们的收益是建立在违法商家痛苦的基础上。”

    职业打假人业绩飘红，不但给造假者敲响警钟，也给消费者做出示范--当你上当受骗时，也可以像职业打假者那样拿起法律的武器，为自己讨回公道赢得赔偿。

    然而，职业打假人的成绩单并不代表社会的成绩，相反，他们的红利还反映了社会的赤字--社会管理的亏欠。职业打假人有如此之高的“就业率”和“赢利率”,说明伪劣假冒太多，相关管理部门的业绩太差。

    广州中院2012年至2013年消费维权类案件数据显示，81.88%的维权案件由职业打假人发起，“有过3次以上诉讼经历的职业维权人士提起诉讼的案件占80%以上。”职业打假成行成市，如果说不上是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至少也可以表明民间打假群体在崛起。

    但打假工作屡屡被民间打假人包办，某些管理部门却“退居二线”,这显然是一种不良信号：民间打假人士的力量毕竟有限，而且还有被造假者伤害的风险。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立下规矩：从民间打假的成绩单中倒查管理者不作为的劣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