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景区管理，旅游局当然需要承担起责任，但它又承担不起太多责任。毕竟，景区旅游业，实在有着太纠葛的参与主体，有着太复杂的运作结构，涉及了太多的利益扯皮，这绝非一朝一夕可解。

    十月初，由于存在价格欺诈等问题，山海关景区5A级资质被取消。为此，山海关区旅游局局长刘媛失声痛哭，“我是山海关的罪人，老局长的工作成果在我手上被败光了。我们愧对全国游客，愧对国家旅游局的信任，愧对山海关人民。”而山海关区委书记曹玉宝向记者表示，被摘牌是个噩耗，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山海关景区的硬伤在体制上经营、所有和管理三权不分，摘牌让我们下了死决心，推进体制改革，盘活资源”.（10月19日澎湃新闻）

    该怎样理解局长刘媛的眼泪？首先应该明确，作为景区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刘媛显然应该为现状负责--由于自己管理不善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失声痛哭、悔恨不已，这是顺理成章的逻辑。事实上，有局长痛哭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自从山海关被摘牌之后，当地并无有分量的官员为此被警告、降职或调整岗位。一些地方的官场文化中，对于履职不力者，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在缺乏实质惩戒的背景下，有“难辞其咎的官员”痛哭流泪，反倒会成为新闻。

    官员痛哭，是承认自己失职失责，并愿意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表现。这既是由内心耻感驱动，也可能是源自强大的官场压力。所谓“知耻而后勇”,作为一位公职人员，“有耻感”实乃做好工作的第一步。可是，公共管理有正确的伦理立场还不够，最重要的还是，找到切实可行的目标实现路径。具体到景区的建设与整治，无疑更是如此。试问，以悔过姿态示人的山海关景区，又能拿出多少有效手段，来治弊图新呢？

    按照山海关区委书记的说法，“山海关景区的硬伤在体制上经营、所有和管理三权不分”.其实，这种混乱的局面，在不少景区都普遍存在。究其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旅游业发展史还很短暂，各地都缺乏成熟的运作经验，以及体系化的蓝图规划。相当多的地方景区，在发展旅游的初期阶段，其主旨思想就是“迅速变现”.这种短视功利的策略，未能事先实现利益的有序分配，未能建立一套健全的管理框架，以至于为日后种种乱象埋下了隐患。

    现今的局面是，许多地方的景区经济，都呈现出一种分散化的、各行其是的逐利主义倾向。经营机构、主管部门等等，都想着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关于景区的长远发展，难以形成一致的目标和协同的步骤。就此而言，山海关区旅游局局长的痛哭，也许仍然未能回答那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如何整合各方力量，来将景区纳入可控的轨道。

    对于景区管理，旅游局当然需要承担起责任，但它又承担不起太多责任。毕竟，景区旅游业，实在有着太纠葛的参与主体，有着太复杂的运作结构，涉及了太多的利益扯皮，这绝非一朝一夕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