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9周年，反映那段历史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1981年由成荫执导、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西安事变》。鲜为人知的是，影片《西安事变》的创作，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1962年，北影厂导演成荫想把“西安事变”搬上银幕。成荫的岳父申伯纯当过杨虎城的交际处处长，是中共地下党与西北军的联络人，他常听岳父谈起那段历史。成荫写了一个剧本提纲，请周总理审阅。周总理的意见是晚些时候搞。1965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片子可以晚些时候拍，可否趁很多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收集材料，先把剧本搞出来。1966年，“文革”爆发，成荫拍摄《西安事变》的计划中断。粉碎“四人帮”后，为了缅怀周总理，甘肃省话剧团和西安话剧院分别创作了话剧《西安事变》。1978年，两台《西安事变》进京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的好评。文化部决定以话剧为基础拍成电影，并将任务交给北影厂导演崔嵬。筹备期间，崔嵬不幸病逝。1980年初，导演成荫接手《西安事变》的拍摄。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一年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文化大潮。成荫和编剧郑重决定重新构思和创作剧本，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这是影片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互相试探的一场戏：（杨虎城办公室）杨虎城自语着：“剿共，死路一条；置之不理，委员长那里又不能交差……唉……”张学良踱着步子，旁敲侧击：“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一枪，他们那里给让点地方……”杨虎城听在耳里，面露喜色：“这倒是两全其美，好主意啊……”

    这场戏十分生动，但并非虚构，台词也是张学良的原话。影片中像这样有据可查的生动细节比比皆是。观众印象最深的蒋介石被捉后的一场戏，细节同样出自史料：屋内，两名西北军士兵手捧棉袍：“委员长，您还是穿上吧！”蒋介石身裹毛毯坐在床上：“张学良、杨虎城叛党乱军，水火不容，你给他送回去。”蒋介石下床走动，身上穿着睡衣感到很冷，不由得抱紧双臂。两名士兵停步耳语，然后说道：“委员长，这不是张司令和杨主任让我们送的，是我们送给委员长穿的。”蒋介石想了想笑道：“好，是你们的我穿。”蒋介石穿好后走向桌子：“你们两位叫什么？把名字给我留下，我们以后是患难之交。”

    饰演蒋介石的孙飞虎是贵州省话剧团的演员，从未演过电影。刚开始拍戏时，腰板老挺着，一副“委座”的架势。成荫一喊“开始”,孙飞虎就拿“范儿”.成荫对孙飞虎说：“蒋介石虽身为‘委员长',但他是个人。一个人一天到晚端个架子，他受得了吗？你要坐就坐得舒服些！”

    影片《西安事变》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三十多个，历史上大都确有其人。摄制组分了几个小组，拿着原型人物的照片，跑了许多省市挑选演员。让成荫最费神的是饰演张学良的演员。“好不容易从东北找了一个，从外形上看非常像张学良，可是演来演去顶多像个营长，连团长都够不上！”倒是孙飞虎发现原本饰演特务头子戴笠的金安歌与张学良有几分神似。孙飞虎让金安歌代替饰演张学良的演员对词，一试，很有少帅的味道。导演成荫也觉得好，于是决定让金安歌出演张学良。

    金安歌和饰演杨虎城的辛静都是话剧演员，拍戏时，带点舞台上的“架子”.一天，拍张学良和杨虎城动员“兵谏”的戏。刚一开机，成荫就叫停。成荫问金安歌和辛静：“你们站定干什么？”金安歌回答：“观察一下，人员是否都到齐了。”成荫说：“为什么非要站定观察呢？一边脱大衣，一边走为什么就不能观察呢？”金安歌回忆拍摄这场戏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虽然银幕上不过是几秒钟的戏，但站定不站定，得出的艺术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人为的表演，后者是真实的生活。”

    《西安事变》在筹拍期间和拍摄过程中，关于要不要拍、怎样拍，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重提’西安事变‘,岂不有暗暗挑唆台湾再搞第二次兵谏之嫌？这对于争取台湾回归是不利的。”摄制组让王铁成（影片中饰演周恩来）在北京了解一下上面的精神。王铁成见到邓颖超，遂专门谈起影片《西安事变》。邓颖超说：“你们搞创作，你们就自己来嘛！”

    1981年，电影《西安事变》上映，观众多达四亿五千万。影片在香港连映二十多天，许多台湾同胞也赶到香港观看影片。1982年，《西安事变》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孙飞虎）、最佳化妆奖（王希钟、李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