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 “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 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联，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对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和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留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 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