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的村庄
河西老人
河西走廊农民用拖拉机收麦子
嘉峪关城楼
为了巩固、开发河西，西汉政府不断从内地移民到河西四郡。移民的主要来源是内地的汉族农民，还有一些犯人和被贬谪的官吏。大致分为五类人：一是“关东下贫”，即函谷关以东的贫苦农民，这占绝大部分；二是“报怨过当”，即刑事罪犯；三是“悖逆亡道”，即反叛性的政治犯；四是屯垦戍边的士兵退伍后，接家眷在此落户；五是某些少数民族迁居河西。
西汉的河西移民实边
移民的时代，首先在汉武帝时，此后持续进行。到西汉末，河西四郡达61270户，28万多人（《汉书·地理志》）。当时，移民由政府官员分部领护，贷给衣食产业，被安置在国家直接支配的土地上进行垦殖，要向政府缴纳较重的封建地租。实际上，这些移民就是国家的佃户。
西汉的大规模移民，使河西地广人稀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肥沃的绿洲，勤奋的移民和原有居民的辛勤劳动，加之郡县的设置，不仅促进了河西的经济发展，也把封建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推行到河西，从而使汉王朝在河西牢牢地站住了脚，加强了边防，有力地防御了匈奴入侵。
西汉的河西屯田
西汉政府向河西大量移民的同时，为充实边防力量，扩大国家所有的耕地面积，增加赋税收入，还在河西实行屯田政策。屯田是利用守边戍卒，一边垦殖，一边戍守；一方面当农民，一方面当士兵，二者相互结合的一种措施。本来，戍边是西汉农民的徭役之一，因此西汉政府便以戍卒的名义，把大批的内地农民调发河西，让他们在屯田的名义下守边和垦田种植。同时，又招募良家子弟，并调拨刑徒等参加屯田。还调发一些已经失去职务的官员，到河西负责屯田事务。所有戍卒在屯戍期间，完全是以农民的身份来服徭役的，他们每年应该缴纳的赋税，还必须照常完成。在河西屯田区内，政府非常重视水利灌溉工作，大量推广和采用中原地区进步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使用牛耕。因此，农作物亩产量和中原地区相差无几。
河西屯田既巩固了边疆的安全，也维护了中西交通的畅通，还开发了河西，加速了西北各民族的融合。从此，河西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个比较富庶的地区。在嘉峪关新城乡魏晋墓与酒泉果园乡丁家闸魏晋墓中的画像砖上，就有汉以及魏晋时期戍边士卒的屯垦画面，它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屯垦的历史情景。文物工作者给它起名《屯垦图》。图中，士卒们持盾、矛，在武官的带领下，排队行进；紧接着就有士卒扶犁耕地的画面，充分显示出当时屯垦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可以想见，在茫茫戈壁滩上，士卒们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种地，修渠筑坝，把沉睡了多少万年的土地唤醒，使它变成了块块绿洲，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赵充国湟中屯田
西汉的边塞，除了西北的匈奴以外，还有分布在西海（今青海一带）的羌人。西汉初年，羌人是匈奴的附庸。汉武帝击退匈奴后，在今甘肃令居（永登）县境修筑长城——令居塞，并在河西据两关，列四郡，以隔绝羌人和匈奴的交通。羌人曾和匈奴联合10万之众攻打令居塞，围攻罕（音俘旱，在今甘肃临夏）。西汉政府派李息等率兵10万征服了羌匈联军，并设护羌校尉，统领羌部。宣帝时，羌人和西汉争夺湟水流域的牧地，西汉政府派将军义渠安国镇压羌人，激起羌人围攻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西北），双方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汉军进退维谷，处境危险，弄得皇帝席不安枕，坐卧不宁。当汉宣帝刘询派人向时任营平侯的赵充国请教平乱之策时，年已70多岁的赵充国回言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形势是很难从遥远的地方凭估计作出决策的。他表示愿意“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汉书·赵充国传》）解决西羌问题。于是宣帝命赵充国率兵6万到金城郡，先派出少量骑兵侦察，广泛搜集情报，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未弄清情况之前，不轻易和羌人交战，采取“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的策略，汉军士气颇高。赵充国根据实际情况，一方面积极做好防务工作，另一方面力排朝臣非议，冒着丢官问罪的危险，对“羌乱”采取分化和安抚的策略，不主动使用武力镇压，使这次在上层贵族胁迫下爆发的骚乱，在尽量少动干戈和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于是他按兵不动，只派使臣穿梭于羌人各部之间，进行积极的政治诱导，分化其内部派系。羌人首领对赵充国按兵不动的策略十分恐惧，内部互相埋怨说，赵将军七八十岁了，善于用兵，想逼他们和我们硬拼是办不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瓦解，赵充国率军来到先零羌的所在地，先零羌闻之，败渡湟水，汉军又进至（音罕）羌所在地。赵将军命令部队不许放火烧羌人民居。羌首领靡忘深受感动，归顺汉朝。还有些部族的群众，自行杀了他们的头人，扶老携幼地前来归附，使这场骚乱逐渐平息了。
赵充国根据羌人“易以计破，难用兵碎”的情况以及长期驻守边防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留兵屯田、耕战两利的策略。在地广人稀的西北边塞驻兵作战，军粮和军用物资的供应，是最大的困难之一。因为路途遥远，千里转运，既给百姓增加了徭役之苦，又往往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将士们在辗转沙场的时候，不得不忍受饥饿，有的实际上就是由于饥饿过度而倒下去的。因此，赵充国在青海湟水流域驻兵时，便在军营试行屯田，要求部队一面守防，一面垦荒种地，力争实现“军粮自给”。他的这一改革措施，当年就收到效益，部队不仅吃上了自己收获的粮食，而且还有新鲜蔬菜及自养的禽畜改善生活。
赵充国屯田湟中，相机进攻，大批羌人，从此以后，一部分羌人逐渐内迁，在金城、陇西一带和汉人杂居。为纪念赵充国屯田戍边的历史功勋，汉宣帝特命把他的画像挂在未央宫的麒麟阁上，位居第三。汉成帝又特命著名文学家杨雄为赵充国画像并题写了一篇颂词，追念他在边疆屯田戍边的功绩，其中写道：“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唐代屯田
唐代全国范围的屯田，始于高祖武德时。《新唐书·窦轨传附窦威传》记载，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益州行台左仆射“始屯田松州”。又据《通鉴》卷一百九十载，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并州大总管长史窦静上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旧唐书·河间王孝恭传》亦载，武德中李孝恭于荆州“开置屯田”。其后，唐政府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屯田。
唐在西北屯田，始见于《旧唐书·吐蕃传》：“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这里，没有明确指出屯田的具体年代和确切地点。而史传所载，河陇屯田到武则天时已颇具规模，至唐玄宗时更为兴盛。据《唐六典》载，玄宗时河陇屯田共计348屯，其中陇右道屯田计172屯，河西屯田计98屯（缺西部瓜沙数州），录、会、原、泾诸州屯田计78屯。唐代士兵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城、镇，陇右屯田当以军镇戍卒为主，其次是州郡屯田和监牧屯田。
唐代屯田的单位称“屯”，《唐六典》记载，大者50顷，小者20顷。军屯多在边地，地广人稀，当以50顷为一屯；而郡县屯田隶司农寺，或以20顷至30顷为一屯。屯田有考核标准，即根据土地之良薄，年景之好坏，而定为3等，以收获量的多寡为考核标准。每屯设有屯官、屯副，其人选的条件一是善农事，二是有书判（即处理文书的能力），三是堪理务（即有行政能力）。至于一屯田多少戍卒耕种，史无记载。根据汉代边地屯田每人20亩至40亩不等和《通典》中记载幽州盐屯每屯配50人的数量推算，唐时河西军屯每屯应不少于50人。此外，还有耕牛的配给，主要依据屯田具体地方土质的软硬，耕垦用力多少而定。川泽平原土软处每1.5顷配牛一头，土质坚硬处1.2顷配牛一头。唐代河西屯田与西汉等朝代的屯田目的略有不同。西汉在河西推行屯田主要是使劳力与土地大规模地结合起来，使荒凉的河西变成繁荣的农业生产区域，从而更有效地控制河西地区。
唐代的河西屯田主要目的是满足军粮供应，但客观上却对河西农业开发等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一是屯田为河西农业开发增加了大批劳力。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开宝年间河西甘、凉、肃、瓜、沙四州合计人口为172，086人；另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凉州以及吐谷浑部落等八州府有人口17，212人，加上这部分，河西共有在册人口189，298人。按《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胡注，河西各地屯军“兵七万三千人”。这样算下来，河西屯军占在编人数的26%。如果再加上民屯劳力，河西屯田为河西农业开发提供了半数左右的劳力，这个比例是相当可观的。二是开垦了大量耕地。据《新唐书·地理志》等史料统计，唐代河西仅军屯就有耕地约合今50万亩左右，民屯的耕地也为数不少，只是史无记载。三是获得较好收成，促进了河西农业的繁荣。早在武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子昂途径河西，后来写了《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其中谈到河西屯田的收获说，凉州仓储6万余石，甘州仓储40余万石，亩均1石。这只是“人功不备，犹有荒芜”情况下的产量。所以，陈子昂又讲：“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收三十万不为难得。”河西屯田的成效，促进了河西农业经济的繁荣。四是创造了以军养军的成功之路，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河西屯垦为巩固边防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解决了边军的粮秣，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反过来，边防得到巩固，民族关系也随之得到调整，社会得到了安定，从而为河西屯田的发展和河西的全面开发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明代屯田
明王朝为了加强国防，在全国遍设卫所制度，卫所有固定兵额，每卫5600人，每所1120人，全国总计329卫，总兵力170多万。如此庞大的军队，后勤供应就是很大的问题。于是，明朝统治者吸取前代经验，设立了卫所士兵屯田的制度，规定正军三分守城，七分屯垦，卫所与屯田相结合，以屯垦自给。当时，明朝为了加强北部边疆的防务，在长城沿线设置了9个镇，其中河陇地区就占了3个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河陇三镇处于西北边陲，驻军十七八万，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供应问题就更大，屯田便显得更加重要。尤其是甘肃镇地处河西，既防御已被赶到北方但不甘心失败的蒙古族势力，又要扼制西域，还要阻隔蒙古与吐蕃的联系，地理位置和军队的作用十分重要，所以明王朝对河西的屯田非常重视。据《河西志》记载，明朝初年，朝廷大量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向河西移民屯垦。凡来者，“每人授田五十亩，又给牛只，籽种，教以种植方法。嘉靖年间，挑选头等精壮屯丁二万五千多名，分驻各地堡屯垦，每大堡设屯长一人，屯副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平日冬操夏耕，有事则战，无事则耕。”
由于实行屯田制度，使当地荒田得到了大量的开垦，使边地原来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过渡到以农业为主，同时，军民收获有所增多，这样又减少了军需运输之劳，减轻了人民的劳役和赋税负担。到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凉州、西宁、永昌、肃州、庄浪卫所的正军已做到了自给有余。由于边防的加强和巩固，又使内地移民与边疆各族能在经济上取长补短，生活上互相影响，安定了边疆并且使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
古代的屯田传统，在新中国又被边疆省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所继承和发扬光大，至今还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河西移民与山西大槐树
河西地区的许多居民中，很早就流传着一个关于自己先祖是从山西大槐树迁来的故事。据《高台县志·大槐树移民考》一文记载：“本县许多人都说自己的老家在山西大槐树。据文献资料及实地考察，山西移民，历史上确有其事。”
元朝末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明初，华北大平原上荒草遍野，老百姓流离失所，大部分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社会发展缓慢。明王朝认识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下去，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十分不利。当时的山西是蒙古贵族名将察罕帖木儿及其义子扩廓帖木儿（俗称王保保）的根据地，他们凭借山河之险，幸免战乱，社会还比较安定。正因为如此，山西生民繁衍日盛，加之大量难民流向山西，那里已是人满为患，究竟怎么办呢？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八月，朝廷的户部郎中刘九皋说话了：“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对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两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向陇右、河西移民也大抵在这个时期。由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所以“太祖时徙民最多”。明永乐年间，虽有移民，但次数较少。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十一月之后，“移徙者鲜矣”（据《高台县志》）。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民国年间的《洪洞县志》和《增广洪洞县大槐树志》也有记载。明初，从山西移民，凡是出移的各府州县老百姓，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然后再迁徙各地。因而洪洞县移民不只是洪洞一县，而是山西各地都有。洪洞地处晋南，交通十分方便。洪洞县贾村当时有一古刹广济寺，寺旁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树冠如巨伞。明王朝在广济寺设局驻员，负责登记、迁散移民事宜。当时移民，还有很大强迫性——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我们的老窝。”当地的老百姓举家迁移时，扶老携幼的生民哭声震天，其声令人不堪卒听，其状惨不忍睹。有的人遭到押送酷吏的鞭抽脚踢，有的小孩及其父母更遭到官吏的棍棒呵斥，更有甚者是谁不愿离开故土，就地抄家，逼得全家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当移民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曾经养育过他们的这块热土的时候，在最后一瞥中寻找家乡最有纪念意义的标识物时，就只有一棵大槐树了。于是，槐树从此就成了山西移民祖祖辈辈互相传递的“接力棒”，一代一代相传。至今，已经有五六百年。
现在，洪洞县人民政府在原先的广济寺旧址上建了“大槐树公园”，园内竖一石碑，上书“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