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马还是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动物，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种种传说使这种动物罩上了神秘的光环，赋予了种种神奇的品性。有一种说法是，马是龙的近亲。这种天使般的动物（同时它又是多么的矫健啊）曾陪伴周穆王穿过被视为圣地的昆仑山。而伟大的玄奘法师的那匹白龙马，则从印度驮回佛经让佛教征服的中国。最有天赋的诗人李白这样赞美传说中的天马--"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纹龙翼骨".

　　公元一世纪时的汉武帝，他曾渴望拥有超自然力量的骏马，以便带着他飞升天界。张骞出使西域，公开的说法是为了联络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但实际上真正的秘密使命是去寻找传说中的"汗血马".然而也正是他，在二世纪时开通了一条中国人进入西方的陆上道路，即那条以长安为起点，横贯亚洲并联接欧洲、非洲的以丝绸命之的古道。

　　《唐代的外来文明》里讲到凉州，说是这里曾向唐朝进贡一种御寒的"瑞炭".据说这种炭坚硬如铁，"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还有就是外来音乐兴盛时期，许多从突厥斯坦和印度进入唐朝的幻人、走绳伎、柔软伎、吞火者和侏儒伎（他们又被称作散乐艺人）常在这里的袄神寺里进行表演。凉州的葡萄酒，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能唤起迷人的联想的精纯稀有的饮料（甚至在它驼路更西的敦煌，葡萄酒也是重要庆典上的附加饮料）。在非正式的杨贵妃传记《杨太真外传》中，就曾经提到过"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葡萄酒"的事。"七宝"可能是一种古老的珐琅制品，在唐朝和唐前的工艺中，是在浇铸的彩色玻璃杯中滴入景仄泰蓝，再加黏合剂固定而成。

　　出租车绕城开到第二圈的时候，快到城外，我们看到了凉州的月亮。它是那么的圆，亮。从岑参、高适时代一直照临到今天。在武威街头的一家书店，看到一直觅而不得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两卷本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因还要西行怕路途累赘，摩挲良久还是放下了。现在，对一座城市的念想成了对一本曾经迎面遭遇又错肩而过的书的怀念，它还要在书架上沉睡多少个时日，才会被另一双手打开？

　　朝发武威，晚抵敦煌

　　朝发武威，经张掖，暮至嘉峪关。从武威到张掖的280公里，时可见大片的草地，着名的山丹军马场就在路经的山丹县。张掖之得名，是霍去病破匈奴后，汉武帝有"断匈奴之右臂，张中国之左胁"之谓故（"胁"同"掖"）。街上卖枣的姑娘，头缠白围巾，问之，说是为防风沙，也防太阳灼人。

　　空气燥烈得几乎闻不见一丝水汽。戈壁在灼人的秋阳下向四面八方铺展，远远望去，几以为是海。偶可见祁连山溶化的雪水在视野的尽头如一条白亮的带子飘来。祁连，一个同古代史一样古老的词，是匈奴语？还是别的什么语？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像这古歌一样的直白而费解。如有成群的白杨林和大片的玉米地出现，就知道快到城市或集镇了。

　　酒泉，这个古称肃州的城市更为干燥。嘉峪关。傍晚七点钟的阳光下，广场上飘满了风筝。还有一种叫八瓣梅的高原小花，色彩艳丽，极是媚人。城中有一湖，系从地下引祁连山的雪水而潴……河西走廊，唐时即为陇右（甘肃）富庶之地，大量贡品和外来物品由此源源不断送往长安，官府具列陇右道的土贡为：厥贡麸金，砺石，棋石，蜜蜡，蜡烛，毛曷，麝香，羽毛、皮革及鸟兽之角。在唐朝任何一个道的贡物中，都没有如此多的记载。嘉峪关长城南面祁连山，北临黑水。康熙征讨噶尔丹时曾到此。陈列在长城博物馆的魏晋时的壁画，线条流畅，色彩明艳，殊为可爱，画面内容多为民间日常生活景象：耕种，饮宴，帐篷里的男女，屠狗，交易。

　　出嘉峪关西行，那真是个海，旱海。阳光不是在上面跳跃，而是丝丝地渗了进去。宽大的河滩只见乱石，不见一滴水。长时间看着，眼睛都涩得痛了。黄沙，黄沙，黄沙。半小时一小时后睁开眼，车外还是如此的单调。一百公里又一百公里扔在了身后，经玉门，安西（瓜城），晚抵敦煌（沙州）。

　　一路看够了左公柳、左公杨，这里的棉花也是130多年前左宗棠从湖南带来的种子繁衍下来的。那时这里遍植大烟，绿洲里开满了妖艳迷人的罂粟花，左宗棠强令以棉花取代了这种恶之花。只是这种棉花秆子都很矮，农人们在路边田里收棉花，那动作不像是摘，倒像是俯着身子在捡。晚上住在七里河镇，这是个青海油田的职工生活区，去县城不远，也就七公里的车程。敦煌县城的商业街里坐满了吃烧烤羊肉喝啤酒的年轻人。还有一种卖"杏皮水"的，不知是种什么饮料。黄昏在街头看到一绝美的女子走过，全身穿的都是白色。

　　鸣沙山 月牙泉

　　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这些是一个外来者眼中敦煌的符号，而我也只是在这些符号之上的行走。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我很喜欢这个从汉武帝时就有的辉煌的地名，尽管它一点也不大，只是个10万人口的战国。去鸣沙山时，七点过半，天还是半明半暗着，路上最多的是成群结队上学去的孩子。到达时天已亮了，但四周的山、树、人，还像是沉在微暗的水里。女人们从半山腰滑下时尖叫一阵阵传来。月牙泉上像蒙着一层灰雾。莫高窟，一个个光线晦暗凭着讲解员的手电筒才可以辨清人脸的洞窟里，收敛声息，放轻脚步，脚下是宋或西夏的画砖，眼前是南北朝以来的彩绘和线条，甚至墙上小孩乱涂般刻上去的字，也是来自时间的静深处。这样的情势，一个生活在世代相袭的文化里的人，心里怎不涌上些敬畏。

　　1897年，小个子的肃州巡防营兵勇王圆箓离开部队来到三危山下，在此脱胎换骨成了一名道号"法真"的道士。一个极平常的日子，他和雇工一起清理壅塞洞窟甬道的流沙，劳累之后他顺手把一枝点过烟的芨芨草插入背后那道裂缝，沉睡了九百多年的藏经洞就这样不经意间打开了。而这个小人物也一下子被推入了历史的漩涡。其举功焉罪焉，福焉祸焉？

　　王道士去县衙"报官".他赶着毛驴携着两箱经卷找上级的上级。上级的上级说，"你看古人这些字，能和我写的书法比吗？"斯坦因灵敏的鼻子闻到了东方来的这一缕幽香，王道士再是"狡猾，机警，令人难以捉摸",还是没有挡住他的一些许诺，几块银圆和一番连哄带骗的糊话加昏话。那些钱最后还是没有流入他的私囊。他用这些钱做了些修缮，使一些佛像免受风雨侵蚀。他始终是一个中国饥民，最后也是贫病而死。他始终很卑微，他的圆寂地，那座道士塔，至今还在享受着文字的鞭打……

　　藏经洞，那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兼兵勇，还有伯希和，斯坦因，经过一个明星式散文作家的卖力渲染，已经越来越戏剧化了。但陈寅恪的一句"敦煌者，中国学术之伤心地也",还是让人心里一凛。脾气再好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家的好东西在人家院子里也会愤怒的。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回到这里就是为了守着这些遗世珍宝，常眼睁睁地看着他娇小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而他还是要骑着一匹老骡，回到这些土丘间过完他的大半世时光。这没有女人的日子苦辛自不待言，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这已是此次行旅的终点，再往西，就是春风不度的阳关和玉门关了。晚饭照例喝了点酒，相互说的话里都有了些作别的意思。回到房间，打开电视。窗外的白杨树在黑暗中轻摇着它们手掌似的叶片，仿佛黑暗中轻轻的笑声。空气里渗着丝丝的凉意。忽然觉着在渭河边说"秩序"时的好笑。这已经不是一个给万物命名的时代了，当然也不是一个给事物以秩序的时代了。该说的已经都说出。物先于我，词先于我，它们造就你也规定你，启蒙你也束缚你，一直以来，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种时势的积习里。我所能做的，或许也只能是让词与物贴得更近些--"让每个词都坐在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