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往事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八十多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半个中国处在日寇的铁蹄威胁之下。一时间，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在此情景下，一大批青年学生，放下课本，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战。他们或血战沙场，以身报国，或鼓舞民众，培育人才……

　　个人的经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日本投降的十余年间，既是一个投身报国热血沸腾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着动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个人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孙白琳，着名将领孙岳之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义无返顾报考了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到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任教，后来又辗转来到甘肃，先后在兰州第七分校十五期学生第三队任上尉队长、邓宝珊新一军担任基层军官、甘肃防空司令部任科员、甘肃汽车运输队任大队长。抗战胜利后，又带领家人远赴新疆戍边。1949年参加了新疆起义，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贡献。

　　战火纷飞，社会动荡，这位黄埔军校学生经历了哪些往事呢？今天，就让我聆听孙华嵘讲述的一段往事。

　　九一八后，在日留学的父亲坚决回国考军校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在日本留学。他是燕京大学体育系的派遣留学生，专攻田径球类等项目，获知九一八的消息后，父亲毫不犹豫中断学业回国。

　　我们孙氏家族以忠孝传家。抵抗外辱是家族的传统。我的家乡在河北高阳，一世祖就是为抗清而战死的明朝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在知县逃走的情况下，他率领乡亲族人，抵抗清军，全家三十余口被杀，最后不屈而死。孙承宗第九世孙就是我爷爷孙岳，他是北洋名将，也以抵抗外辱为己任。祖父辈的事迹对父亲影响很大。

　　回国后，父亲报考了黄埔军校。他能考入这所学校，家里人都高兴得很。父亲是黄埔军校第十期学员。他曾经讲过一些学习的片段。那时，黄埔军校的学习课程和其他军校是不一样的。入军校后，先要去部队当三个月的兵，为入伍教育。父亲说1933年初夏，他由部队返回军校，此时真正的军事教育才开始。他们学习了军制、兵器、筑城、战术、通讯、后勤等科目。父亲基础好，热情助人。体育是父亲长项，军校的一位江苏籍学员单杠成绩不及格，父亲无私帮助他，除了陪练，还不厌其烦为他讲述原理、技巧，终于，使他掌握技巧过关。这也是他后来毕业留校的一个原因。

　　学校的生活是艰苦而快乐的。1935年夏天，军校放假了，父亲返回北平探亲，谁知路过东交民巷使馆区，却看到了令他心痛的一幕。在日本领事馆门前，几个荷枪的日本兵，正在对路过的中国老百姓耀武扬威，他们咆哮辱骂，挥舞着三八大盖，不可一世。父亲曾在日本留学，能听得懂日语，目睹此情非常气愤。过了几天，他见到了母亲的弟弟陈来甲。陈来甲已经高中毕业，正在升学和工作之间犹豫。父亲劝他报考军校，从军报国。在父亲的影响下，陈来甲考入军校十二期。抗战期间，陈来甲参加了长沙保卫战，在印缅战场接受英美援助物资和装备。后来，陈来甲去了台湾。

　　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见到蒋介石。蒋介石是军校的校长，但作为学生并不能经常见到。父亲在军校四年的生活中，也仅仅见到了三次。第一次是1936年元旦拜谒中山陵。他们远远看见走在台阶上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返回南京。第三次是孙中山纪念周聆听蒋的训话。第二次看到蒋介石给父亲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天，军校的学生都被动员了起来，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在街道上站岗，南京的有关部门组织很多民众上街欢迎，看着热闹，其实很混乱。因为，这时日寇已经步步逼近，人们已经没心思搞这些形式了。

　　1936年，父亲从军校毕业了。此时，当局有意识地在军校储备一批人才，以备不时之需。父亲就以中尉军衔留任军校区队长，为中尉衔。1937年7月7日，全面对日抗战开始，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父亲回忆，8月15日清晨，全体学生被疏散到郊区，晚上返校，才知校本部被日机轰炸，操场炸了个大坑，校舍受损。据说，这次日机是要轰炸住在军校的蒋介石。

　　战争离他们越来越近了。为加大基层军官的培养力度，同时安置沦陷区流亡学生，大部分战区都陆续成立中央军官学校的分校。设在西安的第七战区，也在西安王曲成立第七分校，胡宗南任主任，顾希平为副主任，教育处长是吴允周。父亲也被调任七分校任军事教员。

　　此时，前方战事日趋激烈，基层军官伤亡很大，急需补充。军校一方面加大教育力度，压缩学习周期。同时，又在各地举办了培训班、学生队练习营。

　　他带着军校学生队学生，攀登五泉山的悬崖

　　1938年的一天，一个紧急命令下达，令父亲赶往兰州接受新任务。军令如山，父亲不敢怠慢，立刻启程，赶往兰州。临上车时，他才知道调到兰州，任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十五期学生第三队上尉队长，这样他就离开七分校总部。

　　学生队设在兰州闵家桥。一切都很简陋，学生队场地、住宿十分简单，训练场地特别大，场地设有单双杠、篮球场、足球场。学生们训练时尘土飞扬。真正接手了学生队后，他才发现不好带。说实话，这个学生队其实就是个大杂烩。学员成分极其复杂，大部分是从各地流亡到兰州的学生。这些人在逃难路上饱受煎熬，意志消沉，身体不好，功课自然也落下了，更为重要的是染上了自由散漫的习惯。

　　学生队虽然名为学生队，课程训练都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教程严格执行的。一些人难免跟不上，有些人甚至逃走了。父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学生不能像军校的学生那样进行训练。必须要从思想入手，最终把他们培养成具有一定军事知识的抗日军人。他分门别类对学生有针对性地教育。

　　那时，正值冬天，父亲每天早上带着学生排队从闵家桥到黄河边跑操，还坚持用河水洗脸、擦身。这些事情，感染了学生。渐渐地，学生们态度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也有改观。夏天，他还带着学生从五泉山的悬崖上坠下，掏鸽子窝。在锻炼学生胆量、攀登技巧、组织能力的同时，也改善了伙食。最后，这些学生顺利进入军校正规生行列，在以后的抗战中，他们大多具备了初级指挥员的能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日机袭来，惨烈轰炸中，他奔走于防空避难所间

　　其实，在父亲的思想中，培养学生虽然也是为抗战作贡献，但作为一名军官，他还是盼望着能跟随军队上前线杀敌。

　　1939年，他应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将军邀请，去任军事教官。不久，他就提出到基层见习。当时规定，部队排级以上军官的补充必须是军事学校的毕业生。然而到部队才发现，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是容不得黄埔生的，怕黄埔生夺了他们的权。结果，在部队中黄埔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十分激烈。父亲的愿望有些破灭。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