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堡子山两座秦公等级大墓考证确认为秦人早期发祥地--秦西垂陵园之后，随着陆续的一些发现，礼县就是早期秦人的集聚地和秦文化的发祥地，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仅仅是重复以上的定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写此文了。我们所要提出并展开论述的是：秦始皇的老祖宗在西汉水流域的礼县繁衍生息，农耕放牧，最终造就了一个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这片土地所孕育而生的。礼县是大秦帝国的根据地，也是世界国家制度的诞生地。换句话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所实行的国家制度，实际上就是秦王朝建国时创立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国家论和国家体制都出在这片先秦的土地上。如果说先秦遗址对中国史学界是一个重大发现的话，那么，确定礼县是世界国家体制的诞生地要比先秦遗址本身意义更为重大！带着寻找这个理论依据的兴奋，我们踏上了秦人生活的那块风水宝地。也许是潜意识里对这块土地的敬畏，一进入礼县境内，空气中一股帝王之气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其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后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影响意义深远。而在陇原大地上，有一处被史学界发现的秦始皇祖先的陵园--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秦公墓的开掘，同时也解开了”西垂陵园“和”秦人发祥地“这两大千年谜团，也证实了《史记》秦人先祖”在西戎，保西垂“记载的准确无误。就中国历史来看，凡某个王朝的兴起，必然要以某个地方作为根据地，修养生息，农耕牧马，发展军事，然后才能兴师举兵，攻城掠地，最终实现开疆拓土、封帮建国的宏伟目标。而礼县则在秦王朝的历史上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完成繁杂国家建设的重任，成为秦王朝发展的摇篮和根据地。那么，先秦的祖先们在甘肃礼县这个中国版图上的弹丸之地到底做了什么事，让秦王朝从一个边陲之地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呢？礼县古称西垂，西犬丘，兰仓。地处甘肃省东南部，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西汉水上游，东邻天水、西和，西接宕昌、岷县，南连武都，北与武山、甘谷接壤。礼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考查，早在新石器时代，礼县境内就有部落定居。这里不仅是黄河仰韶文化和长江巴蜀文化的交汇点，更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登上一处山坡，眼前一片开阔，除了已搭建起的保护大棚外，在这片不起眼的山坡上，没有迷人风景，也没有明显标识，但这里就是曾发生震惊国内外、出土300多件精美先秦文物的秦始皇祖先的墓地--大堡子山遗址上的西垂陵园。在这里目前已挖掘清理墓葬14座，车马坑2座，出土鼎、簋、壶、剑等青铜器、金器和玉器文物300多件。发掘两座南北并列的”中“字型和”目“字型墓葬，总长度分别为88米和115米，其中有”秦公作铸用鼎“和”秦公铸用簋“铭文字样的青铜器。经专家考证，初步确定为秦庄公、秦襄公夫妇或其子秦文公夫妇的陵墓。
虽然墓坑里，主人早已经灰飞烟灭，而当年的夯土痕迹依然历历在目，许多已回填了的墓葬遗址上当地的人们已经重新种植了各类农作物，但多年前盗墓贼们遗留下来的一个个盗洞依然清晰可见。站在大堡子山上，厚重的历史感立刻将记者引入深深的沉思中：秦人的祖先为何发祥于此，并在此建立都邑里，并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至今仍在影响全世界的国家体制（郡县制）的雏形呢，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呢？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500多年历史中，他的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又是如何完成了一个国家完善的存在条件呢？
大量的资料和出土的文物证实，秦人在”西犬丘“这个地方生活，但具体生活区的位置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先秦早期都邑所在地的现在有五种说法，分别是王国维的礼县红河说、祝中熹的礼县何家村说、徐日辉的盐官以东（原始昌县）说、陕西王世平的西汉水北面说，马建莹的赵坪村说。根据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自2004年启动以来的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已经发现了”红河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西山）-石沟坪“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也可以说是早期秦人三个活动区。此次发现表明，大堡子遗址不只是单纯的墓地，而是有居址、墓地、高等级建筑和墓葬等丰富遗迹的城址。同时，大堡子城址对岸的山坪城址、西北的盐土崖贵族墓地以及过去已知的圆顶山贵族墓地等一批时代接近的重要遗址，与大堡子城址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大、等级高的遗址群，可以推测这里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重要都邑，其实，以上五种说法只是对秦城池在具体地点上各执已见，但都不否认秦人城池在礼县盆地的事实。早期秦人就是生活在如今的礼县境内。作为一个国家的缔造者，秦人也非能一蹴而就，大体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秦人的祖先西迁到此，见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又有盐井，是非常理想的繁牧之地，建立了以西垂为中心的部落族群政权。此时的秦人，应该是非常低调，他们既要加快发展自己的家园，还要防范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同时还要看着周王朝的脸色行事，可谓是寄人蓠下，夹着尾巴做人。这一时期，秦人主要是以农耕和养马为主，同时在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实力。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属于嬴姓，源出东夷，殷商末年，赢人首领一路进攻，到达渭水中游一带，守卫商王朝的边疆。随着周王朝灭掉商纣，嬴人守卫的地区也被周人攻占，在其首领大骆的带领下，沿渭水西进，继续寻找生存之地，最后迁移至渭河以南、远离周人中心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从而保持了相对的独立，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在这里，他们战胜了力量相对弱小的氐人，修建了城邑。可以说，秦人的祖先在战败后逃至礼县，并在此扎根。
第二时期，周王朝建立后，秦人归顺了周王朝，周天子认可他们占据”西犬丘“,确认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秦人先祖非子善于养马，受到周孝王的赏识，封为附庸，邑之秦，此后非子之后秦仲被封为大夫，秦仲在对戎作战中死后，其子庄公继承遗志对戎作战，收复领地，被宣王封为西垂大夫。庄公次子襄公在平定叛乱中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阳，因功被封诸侯，正式立国。大约从那时起，秦人从以游牧为主变成游牧和农耕兼之，秦襄公正式成为秦国的第一代国君。
第三时期，公元前677年为东周纪年。值此中国的统一被打破，诸侯纷起连年战乱，秦人利用这一时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一时期秦人开始变革生产关系，实行”出租禾“的新型分配制度，即秦民们把第一次种的收获交给国家，后面就自己耕种，这种生产关系调动了秦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秦人本身的社会地位不高，又处在周与羌人的缝隙里生存，秦人和周王朝的奴隶主相比是低人一等，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秦人本身就是”草根“出身，所以秦人对奴隶的剥削也相对轻一些。这就使得秦人在社会的转型中能顺应天命，弱化社会矛盾，促成新的生产关系的诞生。有一例子可以证明。大堡山二号墓的陪葬人只有七八人，而后期的壅城秦人陵墓，一个墓里陪葬人多达一百七八十人。可见在秦襄公时期，秦人的奴隶主意识还不是很强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秦人有了简单的国家意识，开始了由宗族部落向国家雏型的转变。
第四时期，大约从公元前400年开始，秦人的物质基础已经达到了顶峰，军事力量也变得非常强大，这时候就开始了意识形态的变革，加之秦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广为招贤纳士，于是乎周边国家的文人政客纷至沓来。其中商鞅就是一个典型，他本来是魏国人，不受重用。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即位，商鞅从魏国去了秦国，以变法强国之术说服孝公，受到秦孝公的重用。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的《商鞅变法》。
商鞅在秦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经济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主要内容如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推行县制。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商鞅死后，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建立国家制度的问题上，秦人为什么能成功，是什么强大的力量支撑起了秦王朝的帝国大厦，除了政治制度即生产关系等之外，是秦国重视发展生产力。
秦人发展到中期，不但能牧马耕地，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冶炼技术和制盐术，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其技术相当娴熟，他们不但能制作青铜器，也掌握了炼金术，我们在礼县博物馆看到出土的金片，不但造型新颖，工艺也相当精美。这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的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于他们，开始惧怕他们。而此时的周王朝也更多地开始依赖于秦国。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 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也就是说，秦人的祖先非子是一位喜欢畜牧，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繁殖、培育马匹的事业中，是一位很有名的畜牧专家。非子以自己卓越的殖马、育马的技能而得到周王的青睐，让他为王室培育马匹。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秦人的祖先在礼县这个地方为周王朝养马，最多只能算是马夫而已。但在2000多年以前，马匹不仅是人们日常代步的运输工具，更是构成军事实力的基本因素，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马匹在当时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现如今一个国家的军队战车。在上古语言里，马字与武字音义皆通。许慎《说文》释马字即曰：”怒也，武也。“当时的战争中，战车为军队之主体，战车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而一辆战车即需四匹良马。故《后汉书·马援传》云：”马者，甲兵之本。“虞喜《志林》云：”马，并只手也。“因此，在当时社会对马的需求量极大，繁殖、培育马匹成为一项重要性仅次于农耕的生产活动。而秦人的祖先正是靠着养马这一手绝活，不仅使得秦人的先祖们得以有生存之地，更决定了日后嬴族发展的命运。
此时，冶炼和制盐也与养马业一样，已经成为先秦经济发展的经济命脉。
自礼县大堡子山先秦遗址发掘后，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金饰、陶器等物品也随之更广泛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10月13日，记者在礼县博物馆见到近年来从先秦墓葬中出土的大批文物，尤其是在各类青铜器上，精美的图案、精巧的工艺让人立刻被眼前的这些精美的器物所吸引。7件一套青铜鼎、6件一套青铜簋、用于盛酒的青铜大方壶和鎏金镂孔铜柄铁剑……而一件仅15厘米长的微型青铜四轮车，造型之精巧更令人叹服。车厢盖的四角上有四只鸟，车厢翻盖的两个手柄分别是一只熊和一只猴子，车厢底部的四角上各趴有一只虎，所有动物形象生动、神态逼真。车体的四只轮子至今还能转动。而且车厢盖四角上的小鸟不仅是为了装饰，而且另有玄妙：当它们同时转向中间的猴子时，车身上的两扇翻盖才能打开，这种造型和机关设计，在中国出土文物中还是第一次见到。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秦先祖们已经在礼县这个地方掌握了非常纯熟的冶炼和青铜铸造技术。而这种技术的存在，也为秦先祖们提供了必备的军事装备和经济生产用品。
同时，秦人先祖们把礼县作为根据地发展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掌握了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制盐技术。据《礼县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地处西垂西犬丘，今礼县及周边地区的秦祖先在与周的交流中，吸收了先进的生产经验，陶器、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有了较大发展，具备了熬制加工井盐的能力。春秋初年，先秦崛起，先进的制作工艺及铁器传入西垂使井盐加工技术更加成熟。战国时期至秦建国初年，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秦国国力日益强盛，最终一统天下，为当时先进手工业工艺的传播及秦与巴蜀煮盐技术的交流提供了现实条件。
礼县，一个地处深山僻壤的盆地，竟然成就了一代帝国的建国大业，创造了至今仍在影响世界的国家制度。从今天起，礼县将会成为那些研究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制度的精英们的圣地，因为，礼县是这个世界国家的策源地和诞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