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出土一组4件带有布纹的商周青铜件

　　人类历史经历过一个青铜时代。世界上各个重要的古代文明，都生产过青铜器，但若论其文化内涵和工艺造诣，均难望华夏文明之项背。我国古代青铜器以其巨大的数量，广泛的地域，悠长的历史，以及纷繁的类型，华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而在全世界首屈一指。青铜器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

　　甘肃省位于我国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又分属黄河、长江、内陆河三大流域。境内山系纵横，河谷交错，坡原绵亘，地形与气候均极复杂。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这一地区在远古形成了许多体系各异的文化类型；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里又成为众多民族相互接触、影响，乃至冲突、融汇的重要区域；分别以农耕、游牧、骑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几种文化圈，在此交错或相切。这种宏观人文背景，决定了古陇原大地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和特异性。许多器物既保有三代青铜器的基本传统，又表现出某些异域文化特征，闪现着鲜明的个性色彩。

　　许多人存在这样一种观念：中国的青铜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青铜工艺的辉煌成就，主要体现在晋、豫、陕等地的青铜器物上；而甘肃的青铜器，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就其造诣说，只不过是中原青铜文化的余波，没有多少精彩处。这种认识有失全面和公正，它不仅忽视了甘肃青铜器因独特文化背景而形成的瑰丽异彩，而且忘记了非常重要的事实：中国青铜文化的幼芽，是在陇原大地上萌生的；中国青铜工艺史的首章，应当而且必须从甘肃写起。

　　1975年，在甘肃东乡县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由两块范闭合浇铸而成的青铜短刀，含锡量在6%到10%之间。这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器，时代距今约5000年，大致同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最早青铜器时代相当。由于只在一块范上挖刻刀形，而另一块为平板范，故此刀脊部棱呈斜坡状，刃口经轻微冷锻或戗磨，冶铸技术尚处初始阶段。在稍后于马家窑文化，虽涉地更广却仍以甘肃为主域的齐家文化遗存中，青铜器的发现更为普遍。不仅有刀、斧、锥、凿、镞等工具和武器，还有镜、匕等生活用物，甚至出现了耳环、指环、手镯、发钗一类装饰品，而且冶炼、制作技术已渐趋成熟。尽管齐家文化青铜器多含砷，其渊源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其在中国青铜工艺史上的先导作用，则是无可争议的。专家们已经指出：齐家文化某些青铜器如镜背和刀柄上装饰的三角纹图案，不仅在东方龙山文化陶器上能够找到，也是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屡见的纹饰，三者内在的脉络关联是不言而喻的。甘肃青铜器从最初阶段，就与华夏主体文化保持着血缘关系。甘肃境内发现的早期铜器已有300多件，占全国出土商代以前铜器总数的80%以上。其中青铜与红铜并存，这正是青铜时代起步的特点。完全可以说，陇原大地是我国青铜文化孕育期的母体。

　　甘肃青铜器不仅具有久远的历史，而且积累了一批足以反映我国青铜工艺鼎盛期水平的收藏，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高，为文博界所公认；将它们置于全国青铜珍品之列，也毫不逊色。这类青铜器大都出土于甘肃东部地区。

　　商代陇东存在过密、阮、共、彭等许多古国，其中有的为商之盟邦。西周王朝建立后，加强了对泾、渭中、下游地区的控制，将其完全融入周文化范围之内，并进而强化了这一地区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因此，域内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青铜器，它们与华夏风格一脉相承。最具代表性的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发掘的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群，特别是其中的两座贵族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所出青铜器格调古雅、形制丰美、纹饰华贵，有铭文者多达24件，曾在全国文博界引起不小的轰动。灵台一带是古密须国的中心区域，后来又是周人与诸戎交往、斗争的接合点，实为周王室的西北门户，故此间常有贵戚权臣领兵驻守。这一地区后世多出商、周重器，原因即在于此。甘肃东部又是先秦游牧民族和骑猎民族活动频繁的地区，带有草原文化和姜戎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多有发展。最常见的是以动物搏噬为题材的青铜牌饰和各种形制的青铜短刀、短剑。有些形饰特异的青铜容器，很可能就与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有关。它们是陇原青铜文化园囿中颇引人瞩目的奇花异卉。

　　甘肃东部是秦人立邦建国的祖地。礼县、西和县交界的西汉水中游地区和清水、张家川境内牛头河上游的河谷川原，都曾经是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区的发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该陵区出土物中的大量青铜器，不仅揭示了秦人西陲创业的那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而且填补了甘肃青铜工艺史上春秋时段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秦之国都后来迁至关中，但甘肃东部作为秦国的腹地，不仅仍受重视，而且因避列国纷争的战乱而使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秦穆公着意经营陇西、北地，在“益国二十，开地千里”之后，关陇地区民族矛盾缓和，社会稳定，使秦国有了一个殷实可靠的大后方。代表手工业总体水平的青铜冶铸业，更未因政治重心东移而衰落。如陇西郡始终是秦国中央武库兵器的重要供应地，已发现的不少精美而锋利的署铭秦兵出自陇西。迄今在甘肃东部不断出土春秋中期以后乃至战国时代的秦国青铜礼器，即是明证。如今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中展出的著名的秦公簋，即出土于天水西南乡。近年来披露过的“卅四年工师文铜罍”,即出土于西和县境，省博物馆所藏战国秦鼎形行灯，即出自平凉庙庄。前年礼县博物馆在省考古研究所指导下，发掘了永兴乡西汉水南岸与大堡子山陵区隔河相望的圆顶山秦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战国甚至春秋时期的精美铜器，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上述判断。这批青铜器带有明显的晋器风格，这是个很值得认真探讨的现象。据笔者初步考察，此与战国末期赵国王族的一支西迁于秦之祖地有关。秦、赵本来同族同姓，永兴圆顶山墓群，很有可能是那支西迁的赵国公室后裔的葬地。

　　总之，甘肃东部所出秦都东移关中之后的秦国青铜器，为数不少，且有日益增多之势；它们大都制作精美，品位甚高。这一阶段的秦器以往未受到足够重视，现在我们应当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它们的价值。

　　战国中期以后，我国的贵族社会开始解体，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体现贵族利益与等级的宗法、礼仪制度，趋于全面崩溃；作为宗法、礼制载体的青铜礼器，自然也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礼器制作是青铜业的核心，礼器的没落，必然导致青铜业的枯萎。故从战国后期开始，我国青铜工艺迅速衰微；到汉代，几为漆器工艺所取代。一般论述青铜器的专著只写到战国为止，原因就在这里。但在甘肃省，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甘肃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仍有不少珍品。尤其是东汉时期，更须浓墨重彩地特书一笔。

　　六十年代末，在武威雷台，发现了一座晚至东汉后期的墓葬。墓主是一位张姓将军，曾任过张掖（汉代张掖即今之武威）长，后又升兼武威郡的左骑千人官，职位不太高却执掌着当地的军政大权。墓中出土了一支规模宏伟、造型生动、工艺卓越的青铜车马仪仗俑队，表现了墓主生前出行时的壮观场面。全队由38匹马、一头牛、13辆马车、一辆牛车，以及17个持矛、戟武士和28个奴婢俑组成，其中8匹马胸前刻有铭文。此外，还有一匹如今已举世闻名，并被定为国家旅游标志的铜奔马。不妨这么说：在我国青铜文化业已凋落之时，其西北分支上竟独绽了一簇绚丽的奇葩。

　　据《陇上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