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经济改革出发，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原始的、早期的市场，它的正常运行可以靠人际关系保障，因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识。所以在进行交易时，参与者不诚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诚信很可能就导致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同时也决定了市场范围很狭小。

　　但是到了现代市场，大家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做生意，大家互相也不认识，做过这次生意以后，也许就没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骗了你，明天再去骗别人，别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依靠法治来对交易进行治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没有法治，现代市场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这生意就没法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的一种追求目标。

　　《中国经济周刊》：外国市场的约束性似乎比国内好些？

　　吴敬琏：这正是因为现代西方国家建立起了法治。

　　没有法治，一个人行骗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时就又上当了；特别在中国，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垄断，另一个就是没有法治。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之下，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就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规则，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就运行不好。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国企应该继续“退”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企改革的难点和攻坚点在哪里？

　　吴敬琏：国企改革就是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十五大指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而且，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把关键领域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就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具有公益性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但是到了2006年，有部门提出，对七个行业国企都要实现绝对控制，还有若干个行业要实现相对控制。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的情况是国企没有“退”，反而在“进”？

　　吴敬琏：是的。我们执行了一段时间十五大的方案后，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

　　例如，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最后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电力改革到现在十年了，只把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后一个目标还有待继续推进。所以，电厂现在日子并不太好过，因为网厂已经分开了，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了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些电厂现在都不愿意发电，这也是不得已的事。而电网公司则变成了唯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市场经济得有竞争，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一样要不得。

　　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比如在电力领域，如果放开电价管制，电价就要上涨，所以必须管住电价，免得CPI上涨。如果是这样，那改革永远不可能推进，越来越不能动。

　　管价格是管不住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否也是您一直提到的“双轨制”经济并存导致的瓶颈？

　　吴敬琏：早期实行双轨制主要是针对一种商品的流通作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制度安排，是过渡时期的变通性的改革措施。双轨制在改革早期应该说有重要的作用。有人说我反对双轨制。我只是说双轨制运行到一定程度和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就得改变，要实现并轨，否则市场就难以在价格机制的条件下发挥配置资源的主体作用。对于并轨，有人主张快一点，有人主张慢一点。我的看法是，如果条件具备，就要快一点。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并轨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吴敬琏：其实就是要收紧货币。其实并轨也没那么难。举个例子，1988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我们就进行了严厉的货币紧缩，一紧缩各地就放开了价格，到了1991年、1992年，连粮食的价格都放开了，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时候，绝大多数商品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包括钢材等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在收紧货币的情况下，价格自动会下来，缓解了并轨可能导致的物价上涨的压力。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