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收紧货币似乎靠不断加息来完成？

　　吴敬琏：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并轨时的货币紧缩，从背景和政策目标上看都有很大的区别。从当前的情况看，依靠加息来收缩流动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一直在说，根本问题是票子发太多了，而且老百姓投资渠道很少。股市、基金的情况也不好，发行了那么多货币，又不许他买房子，房价靠打是打不下去的。

　　为什么现在房价要往下跌？是因为这两年银行银根收得很紧，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绷紧了，所以就要降价。市场经济对于价格有两个要求：一是个别商品的价格，要灵活地反映供求；二是物价总水平要稳定。现在我们物价一涨，为了政绩就管制价格，一管制价格，就扭曲了价格信号；而且，不管总量管价格，价格也是管不住的。如果票子发多了以后，你不许这个商品涨，它就别的东西要涨，比如前一段时间对一些农产品的炒作。

　　所以双轨制这个问题，应该说不同时期的情况不一样。早期全是计划经济，有一个双轨制，就可以比较稳定地、平滑地过渡；但是到了合适的时候，就要尽量把它并轨。否则就要扭曲价格信号，另外引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腐败。所以，认为双轨不需要改的人，同时也否定我们中国腐败很严重。

　　不能让民营企业家灰溜溜的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关于“国进民退”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议。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对此，您怎么看？

　　吴敬琏：在邓小平时期，比较典型的对待民营企业的例子是“傻子瓜子”。邓小平也多次提到它，就是看到了这个企业的示范作用。其实对民营经济的扶持政策，最集中的是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以后。十五大明确了一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外部环境是，1997年正好碰上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并且有一套金融措施的支持，民间投资热情高涨，政策效果非常好。但2003年以后，国企改革初见成效，所以就觉得民营企业又没有什么必要了，一些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比如信贷担保等，大多都停滞了。

　　《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否直接导致了延续至今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吴敬琏：是的。而且，对民间兴办银行，银监会到现在也没有松口。至于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对民营企业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去年，浙江省的老省长请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来座谈，他们情绪都灰溜溜的，根本没有信心，就想拿点快钱，然后投资移民。十五大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营企业从各方面，从政治上、从参与竞争一直到融资，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现在的市场环境有问题。目前移民的是两类人，一类是知识精英、专业人员，另一类就是企业家。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民营企业发展若有质的改变，必须要做到什么？

　　吴敬琏：首先就是政治上要贯彻中央的决定，在政治上证明民营企业的地位；而且，中央从十六大就提出，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这两个“平等”在十七大的时候也重申了。

　　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群体性事件频发，改革是否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吴敬琏：确实迫在眉睫了。而且中国人的仇富心理是来自于“仇腐”。这样就很容易自发地产生“凡是有钱人就是坏人”的想法。有的人是靠权力致富的，有的人是靠勤劳致富的，你把它混为一谈就不对了，就有转移目标的嫌疑。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站在了新的历史的十字路口。进一步深化改革，您认为应该解决好哪些问题？

　　吴敬琏：改革和转型，要注意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要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推进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改革，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

　　就经济改革来说，核心问题是市场信息的问题，但是市场体系内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等，每个领域都存在具体的问题。总体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制的基础，就是国企的垄断性。国企要在已有的改革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按照十五大的方针，实现有进有退，从竞争性部门退出；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化的企业，实现多元持股，改善治理机制，其中极少数企业可能需要国有控股。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