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央禁酒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政策出台，导致国内消费特别是高档消费较大幅度下降。商务部一组数据最具说服力——政策出台以来，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北京、上海、宁波分别大致下降了35%、20%、30%。在兰州，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本报曾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关注过这一问题。3月28日，本报转载新华网消系，称发改委担忧中央禁令致消费低迷、市场需求不足。

　　实际上，发改委的“忧思”并不是真的忧思，不过是一个对于基本事实的准确表述而已。但这一新闻却在网上引起诸多网友吐槽，而内容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一点，也许，发改委的“忧思”是一个信号，为了拉动消费，为了消费拉动，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会不会成为一阵风，风头过后，一切皆会反弹。也不要说这只是臆猜，3月28日，新华网再发新闻，对一种悄然露头的现象集中进行了报道。这种报道就是“人人喊打”的公款大吃大喝并未绝迹，变相的、更隐蔽的公款吃喝在一些地方悄然抬头。

　　表述了这么多新闻事实，串联在一起的意思也许很多人都能猜度得出来，如果反对奢华、公款吃喝真的和拉动消费存在矛盾，那么在选择上，公众宁可伤及消费，也不愿意看到奢华浪费乱花公款之风反弹。而深入地分析，我们更可以清楚的知道，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而且，良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恰恰需要一个不铺张浪费和阳光透明的权力运行环境。

　　为什么变相的、更隐蔽的公款吃喝可以在禁令当头的情况下勇于悄然抬头，这不光是一些人胆子大不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公款吃喝的“市场基础”还依然存在。丢却服务职能，过多干预市场，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是一种丢不了也舍不得丢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不仅给市场的调节功能加上“绊马索”，同时也造就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加之缺少监督，加之惯性使然，才会让公款吃喝和大宴大请难以一时绝迹。而任其发展，则必然伤及政体民心，这才是我们反对奢华浪费和公款吃喝的根本出发点。也就是说，尽管有一时的市场表现，但这种反对在目的上并不与扩大消费相矛盾。

　　在发改委“担忧”的新闻之前，本报曾刊发过评论《拉动内需不应由政府消费》，文中提到“若是拉动内需必须要靠政府，那所带来的繁荣也必然是泡沫。”但有些话当时说得还不很透，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再来说说：公款奢侈浪费对市场的拉动和刺激，释放的是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它所拉动的是高档烟酒、高级场所及各种奢侈品生产的盲目的扩张，而这必然要挤占大量的社会资源，使百姓正常消费品的生产缺乏后劲，同时也因价高门槛高，遏制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综合来看，实质上的拉动基本上正负相抵归于零，甚至成负。

　　而更重要的也更为明晰的是，遏制公款奢侈消费，会节省大量的财政资金，如果这些钱都能用在民生保障和公共基础建设上，那不仅可以直接提高百姓的幸福感觉，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带动百姓消费领域的市场投入和需求。简单明了地说，百姓减轻了负担，百姓少了后顾之忧，百姓手里有了钱，还怕没有市场需求，还怕没有消费带动，还怕没有持续的经济活力？

　　现在的低迷和下降，只是我们回归正途必然要经历的一种阵痛。再说了，倒几家高档酒店算什么，名酒概念的股票跌几成算什么，怪只怪他们当初押错了宝，多付出了一些风险成本。而现在，只要《八项规定》如铁，势必会让市场投资趋于理性，企业的自我转型和方向调整必将很快到来（或许是已然到来），这才有可能带来真的盘活，以及有序有续的良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