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常有中国人“仇富”的论断。然而，在社科院专家张车伟看来，社会财富或者收入以不合法、不合理或者不透明的途径和方式流入了部分群体或者个人的口袋，这才是本源（5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用一种标签化的东西简化认知。比如，仇官思维、仇富思维。尽管，这种标签化的认知简单、精炼，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增加人们认识的效率。但是，这种标签化的认知也因为其简化而存在以偏概全，甚至是扭曲、误解的可能。以仇富为例，这个词从表面上看，意思是人们对富人、对财富的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别人有钱，同时痛恨这种差距，乃至痛恨富人，无缘由的痛恨，只是因为财富而痛恨富人。

　　一旦对仇富产生如此简单化理解，对一些舆论就会产生偏见，哪怕这样的舆论只是对财富来源产生疑问，只是对公平的际遇有所诉求。在简化的理解中，这些正当的舆论都会被解读为嫉妒财富，嫉妒有钱人。似乎，所有的财富都是无需追问其合法性的，所有的对财富和有钱人的看法和质疑都是仇富的。结果，不仅一些舆论被曲解，富人与其它群体之间也陷入了无法融合和交流的状态，而且一些社会问题和常识也被掩饰——所有财富都必须是干净的；所有奇迹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励志。

　　同样，对仇官舆论的解读也是如此。尽管，很多舆论的确充满着对官员的偏见。但更多时候，人们质疑的确是因为官员本身留下诸多的疑点。人们只是有疑而问。就像，此前舆论对“火箭式提拔”的疑问一样，人们去质疑那些火箭提拔的“官二代”，并非是因为对官员充满猜疑，也不是对官二代充满歧视，而是因为这种火箭式提拔难免给人以瓜田李下的感觉——恰好打破了常规，恰好其亲属中有官员的背景。所以，有着监督权利的公众必须质疑。这是他们的权利，与仇官无关。

　　因此，厘清仇富、仇官看似是一种概念的辨析，但其实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第一重要的，就是对舆情的正视。舆论当然有非理性的部分，但是舆论也是针对现实的一种公众意见，包含、隐藏着公众的智慧和期待。面对这种意见该如何解读呢？一种解读的方式是选择性解读，只看到舆论中非理性的地方，一味地放大舆情非理性的弊端，从而全盘否定舆论，并放弃对舆论中正确因子的吸收。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全面地看待舆论，并明白舆论对于自身的意义所在，知道接受舆论监督是一种义务，因此能够积极地回应舆论，接受舆论的监督。显然，后一种应对舆论的方式更有利于舆论的发展，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远离舆论，远离公众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