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网11月17日讯   据丰华财经综合消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国资国企的改革工作拉开帷幕。
　　
　　11月13日，国资委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思路、重点领域和措施步骤，推动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昨日（11月14日），有消息称，即将出台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对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但一名财政部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根据他的了解，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目前尚待配备专门的办公室及人员。从筹备进程及时间进度上来说，上述《指导意见》出台的时间有可能延至明年。
　　
　　改革方案正在酝酿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及，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就包括国资改革。
　　
　　11月13日，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黄淑和透露，将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
　　
　　国资委方面表示，全会后，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于，高度关注地方机构改革中地市级国资委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防止出现体制弱化和倒退。同时，积极推动地方综合性立法，完善地方国资监管体制，并加大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及加强县级国资监管机构建设。
　　
　　上述财政部内部人士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有望组建成立由财政部、发改委及其他相关部委共同参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领导小组，承担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但他也表示，“多个部委都在搞，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改革是这次经济体制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全面改革怎么布局？从哪里突破如何具体实施？现在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指导意见》差不多在明年应该会出台。”
　　
　　当记者追问其参与《指导意见》的哪部分具体工作，以及征求过多少次意见时，该财政部内部人士表示，“这个我就不方便和你说了。”
　　
　　红利上缴比例将提升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管理体制改革中将会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央企上缴红利提升即属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的一部分。
　　
　　上述财政部内部人士透露，“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推动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提升的事情。”目前，财政部正在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际，研究调整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合适途径和方式。
　　
　　从比例上看，他认为比例调整至30%~35%是一个相对合适的范围，因为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比例调整过高，将影响现金流的周转，给企业带来财务困难。从用途上看，今年初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曾提出，央企新增红利将有一定比例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
　　
　　该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央企红利主要用于两方面支出：一方面是资本性支出，另一方面是费用性支出，其中主要包括用于央企自主创新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央企重组、央企灾后重建、应对金融危机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均尚未涉及支持民生。留下来的大部分利润则用于扩大再生产、弥补国有资本金投入不足、解决企业历史负担、科技创新等方面。该人士直言，央企红利支出用于社保等民生领域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实施难度比较大。
　　
　　按照目前的有关规定，根据行业性质不同，一般竞争类央企的红利上缴比例是10%，资源类央企上缴比例是15%，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在5%。经国务院批准，从2012年起中国烟草总公司税后利润收取比例已提高至20%。（每.日.经.济.新.闻）
　　
　　国资委酝酿国企新一轮战略重组管资产转向管资本
　　
　　将发展一批国有控股投资运营公司、成立一批国有控股投资基金公司
　　
　　编者按：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凝聚智慧、共谋改革大计，本报自今天起推出一组“新一轮国企改革专题报道”，通过采访权威部门、专家学者，展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目标和路径；讨论社会普遍关注的国企去行政化、破除行业垄断、激发国企活力等问题。
　　
　　记者从多个权威研究部门获悉，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当前国资委正在研究国企改革相关配套政策，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而国资委对国企监管重点由原来的“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更好的“管资本”，国资委酝酿对国企展开新一轮的战略重组，发展一批国有控股投资运营公司、成立一批投资基金公司、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的实体企业。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张毅日前在传达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会议上表示，要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要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不断增强国资监管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促进国企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下一步要加快相关政策措施的制订和出台。
　　
　　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为更好地从“管资产”转向“管资本”，国资委酝酿发展一批国有控股投资运营公司、成立一批投资基金公司、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的实体企业。并以投资运营公司和投资基金公司作为平台对国企展开新一轮的战略重组。
　　
　　“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管理存在‘一管就死，不管就乱’的问题，由于资本具有流动性、机动性、覆盖面广，对资本进行管理更加可控，一方面可以把国家战略性意图通过资本来渗透，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本的管理来提高效益，达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告诉记者。
　　
　　“目前大家对国有控股投资运营公司、基金公司运营模式的问题争论比较多，这些公司是三级架构还是两级架构？未来采取何种模式还得研究。”上述消息人士指出，三级架构和两级架构的区别就是中间需不需要有个类似新加坡淡马锡那样的公司，另外，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也要改革。
　　
　　淡马锡公司是由新加坡财政部负责监管的一家控股公司，新加坡开发银行等36家国联企业的股权被授权由淡马锡公司负责经营，政府赋予它的宗旨是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目前，淡马锡公司以控股方式管理着23家国联企业(可视为其子公司)，其中包括14家独资公司、7家上市公司和2家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各类大小企业约2000多家，职工总人数达14万人，总资产超过42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8%左右。
　　
　　据记者了解，国资委酝酿成立投资基金公司，将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我们也要打造我们的梦之队，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的实体企业，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叫得响的创新型企业，类似于提到美国就想到微软、苹果，提到韩国就想到三星。”上述人士表示。
　　
　　专家和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在明晰监管体制的前提下，也需要进一步对企业微观层面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当前国有企业自身经营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部分地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处于深度下滑状态，亏损企业增多，债务规模过大，利息负担加重，财务风险加大。
　　
　　“要按照国有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梳理，按照其功能和性质进行分类，再按照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制定不同的改革方向。”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记者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完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要逐步减少对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进一步完善出资人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建立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领导人员选任机制。他还称，在竞争性领域，下一步国企改革不是要“一家独大”，而是要着力构建一个与民营企业共赢发展的机制，把竞争者变成合作者。一方面保证已经形成的公平竞争格局，另一方面要加大股权多元化力度，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经.济.参.考.报)
　　
　　新一轮国企改革鸣笛启航
　　
　　专家认为，产业的逐步开放与国有企业市场化、证券化、社会化、国际化将是未来改革大方向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新一轮的改革也正鸣笛启航。对于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部署，国资委方面表示，要进一步完善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思路、重点领域和措施步骤，推动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制订好路线图、时间表。方案争取在“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专家认为，产业的开放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与股权的证券化、社会化与国际化，将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未来的路径，一方面要通过开放来解决机制问题，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培育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依托资本市场来完善解决投资资金来源的问题；三是在于国有股权的流转。”国资委研究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我国大企业集团体制方面的完善要依靠开放型经济来解决，在体制机制上，包括股权激励、业绩考核、分配制度、风险管理体系、品牌建设等方面都要跟国际一流企业接轨，从而打造世界一流的大企业大集团。而资本市场也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的推手，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产业的开放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与股权的证券化、社会化与国际化，这一定是改革的方向。”该人士表示，产业的开放与资本有效流转是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的重要手段，预计未来国有股权的控股比例将会下降一半。在产业开放方面，竞争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就需要依靠资本市场来实现，与此同时，应在保障产业安全管制基础上，有序地推进关键行业的发展问题。在一些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要先保证一定的国有控股，然后通过开放产业链，完善行业法规如《水法》、《电信法》等，逐步推动行业的开放和改革。比如，未来中国石油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放开产业链的节点，如石油勘探技术服务公司、炼化厂、加油站等，通过完善产业链的创新体系，持续培育石油行业的竞争力。
　　
　　华创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炜认为，通过三种全会的精神可以看出，落实推进混合所有制、国有资产资本化运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将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所在。其中，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将是国企改革的重点，其核心是产权多元化，着力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做到既有国有股权，又要引入民营资本、管理层和职工个人股份等。未来，以产权改革和国有股权稀释为核心、以国有资本运营为载体探讨国有资产实现形式是重点、以分类指导和竞争性行业国企市场化运营为取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将成为一大亮点，这将直接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活力。(证.券.日.报.刘.丽.靓)
　　
　　张维迎解读公报称应学撒切尔把国企降到10%以下
　　
　　11月13日，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次日，张维迎在中关村静谧的书斋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张维迎认为，此次三中全会，决定要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变化；肯定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中国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值得期待。
　　
　　但张维迎对国企改革仍然不满，称英国撒切尔夫人改革前国企比重大约为10%，由此中国应该把国企降到10%以下。
　　
　　以下为访谈原文：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真改革”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你看到了公报的内容吗？有没有让你意外的地方？
　　
　　张维迎：没有什么意外的。但这次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下一步要加大推动改革力度，是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去统筹协调。我对成立这一机构很有期待。但我更看重下一步的具体政策措施。
　　
　　新京报：这次各方对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分析很多。这次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跟上世纪80年代的体改委有何不同？
　　
　　张维迎：80年代的体改委，功能很强的。当时是总理担任主任，权威性很强。各部门提交改革方案，由体改委认可之后，才能通过，比如推动价格改革等。许多部门提交的改革方案，都是设计了十几稿。体改委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希望我们新成立的这个机构也有这种能力。
　　
　　不过，后来体改委的功能被削弱，后来变成体改办，合并到发改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消失过程。再后来，成了一个体改研究会，变成民间组织。
　　
　　现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判定改革力度的一个标志。我认为，如果真正大力推动改革，就一定要有这个机构。当然，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真改革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不成立这个机构，那改革很可能只能停留在表面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你在体改委工作6年，当时体改委对改革的具体意义在哪？
　　
　　张维迎：80年代的改革和试点都离不开体改委，当时体改委没有传统机构的既得利益，它唯一的既得利益就是改革。做事的人本身，也具有很强的使命感。
　　
　　人要有使命感。另一个，人也有角色定位。体改委一些人，最初也是从政府其他部门调过来的，可能一开始对改革不热心，但到了这个位子，总要做事，于是也积极的推动改革。
　　
　　所以改革要有机构负责，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构，是很值得期待的。
　　
　　新京报：这次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机构，会不会起到上世纪80年代的体改委的作用？
　　
　　张维迎：有待观察。不过，我希望新成立的机构真正具备80年代体改委的功能，打破利益集团，有足够的权威性和足够的开放性。80年代的体改委很开放，接纳各种人的意见，总是要去基层调研，而不是闭门造车。
　　
　　新京报：形成一个文件，必须要统筹，否则各个部位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在文字上下工夫。
　　
　　张维迎：总的来讲，要真改革，就要有统筹协调的机构。这个机构一定要“超脱”。改革本身，是一种使命。
　　
　　新京报：你谈使命，这是把改革寄托在人性上，而人性不可靠。
　　
　　张维迎：虽然人性不可靠，但是，依然最后还是要靠人性的。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体改委面对的各机构的既得利益少一些吧？现在既得利益强大，阻力也更大。
　　
　　张维迎：我要纠正一下，80年代也有既得利益，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比如，当时物资短缺又要统一分配，就会有强大的部门利益。对外贸易也被控制，对外经贸部也有强大的既得利益。不要以为80年代没有既得利益。但改革采取了“地方包围中央”做法，先从一些地方试点，打开了突破口。当然，当时很多人是一心一意地改革。现在依然存在既得利益集团。但有的人的理念可以超脱利益，有的人理念不能超脱利益。我希望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能超脱部门利益。
　　
　　新京报：现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不是能判断高层对改革的思路更加明晰？
　　
　　张维迎：我觉得可以这么判断，比如，高层提出对过去三十年走的市场化道路，不可否定。整体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再往深处看，还是要看如何去做。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次并未放在突出位置，有点轻描淡写。还是延续过去的思路，没有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在嘴上说说的，一定要有新的观念突破。所谓解放思想，是很实实在在的事儿，要突破传统观念，一定是有争议的东西，有争议才是突破。
　　
　　上世纪80年代，是有真正的解放思想的，比如当时吃大锅饭的，提出按劳分配，就是解放思想，引起很大的争议。提出市场也是社会主义，这也是突破。还有绩效制度、用工合同制等都是进步。
　　
　　国企改革还需要继续
　　
　　新京报：目前，你觉得有哪些观念需要突破？
　　
　　张维迎：有很多，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国有企业的观念就需要突破。
　　
　　新京报：人们对国企的争论确实很大。这次三中全会，对国企改革的表述，你怎么看？
　　
　　张维迎：国企，无论是从社会效率还是收入分配的角度讲，都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形成。
　　
　　新京报：为什么？
　　
　　张维迎：国有企业起主导性的市场，没有办法去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新京报：国企改革确实是过去多年来的主要改革任务。为什么一直要去改革呢？
　　
　　张维迎：简单说，如果要市场经济，就要平等地竞争，不能有政府的特权保护。但是，如果存在国有企业的话，很多领域是只留给国有企业做，民营企业就没办法去公平竞争。
　　
　　很多时候，嘴上说民营企业可以做，但是，实际上民营企业没法操作。比如，我们搞了两个“36条”，但玻璃门还是没法打破。同时，国有企业贷款的利率比民营企业低得多。在劳动力市场上，国有企业的身份比民营企业高，也会影响大学生就业，他们会以为只有去政府和国有企业才是工作，否则去民营企业，就是打工。
　　
　　总之，目前在任何一个市场上，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国企和民企都是不平等的，如果要保持强大的国有企业，要保持它的控制地位，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建立。
　　
　　新京报：可是许多人认为国企是可信赖的，全民所有制，有自己一份。
　　
　　张维迎：这就是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大家平时习以为常的、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是有问题的，需要自由争论与讨论。
　　
　　新京报：好多人认为民营企业与我无关，国有企业与我有关。
　　
　　张维迎：这就是一种幻觉式观念。如果在观念上就认为国有企业是神圣的，优于民营企业的、为了社会利益的、大公无私的，那么，当然需要国有企业越多越好，而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的。
　　
　　运营国有企业的人不是上帝，也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的利益、偏见与情感。
　　
　　新京报：有一种说法是加强反腐就可以了，不能否认国企的地位。
　　
　　张维迎：反腐治标不治本。影响腐败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权力。这几届政府反腐力度很大，但腐败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另一个就是，发展经济的最终归宿是看怎么对老百姓好。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提升了，主要靠民营经济的发展。普遍来讲，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得多。
　　
　　新京报：有数据支持吗？
　　
　　张维迎：当然有。比如，工业类，国企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42%，而创造的产值只有27%，相差了15个百分点。不要只看名义上国有企业创造了多少就业、税收，还要看投入，国有企业的投入与产出往往不成比。除了看得见的投入，还有很多无形投入，比如国家领导人就为国有企业操了多少心，耗费了精力。这些也是资源啊。
　　
　　新京报：你认为国企占GDP比重要降至10%以下，为什么？
　　
　　张维迎：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改革之前国企比重是10%。我根据国际经验大致参考了这个数字。
　　
　　国有企业最终还是会存在一部分，但是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大量存在，应该更多放给市场。
　　
　　新京报：这次对国企改革的表述，让你意外吗？
　　
　　张维迎：没有意外。时机还没到，国有企业改革就没有大动作。
　　
　　十几年前的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地方政府无力扶持，只好改革。
　　
　　比如煤炭行业，十几年前亏钱的时候，政府就改革，民企大量进入。前几年挣钱了，一些地方政府又改回去了，这两年又开始亏钱了，下一步改革就又得看了。
　　
　　发展经济的最终归宿是看怎么对老百姓好。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提升了，主要靠民营经济的发展。
　　
　　中国下一个十年需要发展“思想市场”
　　
　　新京报：这次三中全会有很多新提法给社会很多期待。比如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去是说起到基础性作用。怎么看这些提法的变化？张维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个官方新提法，很重要。但实际上，不是有这三个字，不是因为提了“决定性”，就真的变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很简单，首先，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国有企业做不到；
　　
　　第二，市场经济要优胜劣汰，比赛谁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多，国有企业做不到。不管提了什么，还得看具体怎么做。而且，我们也要警惕，不要把新提法变成反向的问题。现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了，将来经济出现了一点的问题，反而被一些人更归咎于市场。其实，很多经济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恰恰是市场化不够的问题。
　　
　　新京报：你也说对未来的改革有期待。三中全会后，你认为未来最大的突破口在哪里？
　　
　　张维迎：社会进步的第一原动力是什么？理念！人类的进步，是理念推动的。下一步最重要是要有观念的突破。就是科斯说的，要发展我们的思想市场。我们现在不少人脑袋生锈了，有很多思想的禁区。很简单的常识，我们却还要争论。本来1000字就说明的问题，却要写上万字。其实，很多常识，不需要解读，不要装深奥。
　　
　　新京报：具体哪些观念需要突破？
　　
　　张维迎：比如上面讲的，对国企的观念，能不能突破？前三十年，邓小平几句话，我们突破了市场的观念，过去不敢说，现在可以说，还被广泛接受，产生了巨大的红利。现在还有“垄断”的观念，“中国模式”的观念，能不能打破误区？都是需要突破的。
　　
　　新京报：中国模式的观念有什么问题？
　　
　　张维迎：这个观念很糟糕。我们这三十年的发展，不是自己创造了什么模式，是借用了人家200年摸索出来的办法。就是杨小凯讲的“后发优势”，我们拿过来用就能取得发展。一个桑塔纳，别人淘汰的东西，我们拿来，就起了很大效益，但是把后发优势取得的进步当做自己的模式，就失去了创造力，失去了革新的动力，就可能变成“后发劣势”。
　　
　　新京报：这次三中全会，还有个新提法，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有些人反对顶层设计这种说法，认为改革不可能有个超人提出一套完备顶层方案，而需要基层一点点的实践？
　　
　　张维迎：顶层设计不是现在提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就有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顶层设计型的，另一种是实验型的。
　　
　　新京报：但是这次把它们放在一起，是不是创新？算是兼顾与折中吗？张维迎：谈不上吧。我反对把希望寄托在政府拿出一套综合的详细的规划上面。
　　
　　但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背后要有一整套的制度，文化配套塑造。所以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而具体到改革，很难像做建筑工程一样，今天备料，明天打地基。具体到改革推进中，要动起来，问题就显露了，一个个问题解决，改革就推动了。所以，我始终认为，对高层来说，改革的理念和改革的精神比改革的方案重要很多。
　　
　　邓小平几句话，我们突破了市场的观念。现在还有“垄断”的观念，“中国模式”的观念，都是需要突破的。
　　
　　原文标题：国资委深化国企改革方案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或至30%
　　
　　原文链接：http://finance.jfinfo.com/news/20131115/00334378_3.shtml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