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吉日相见”——让西方特使受够了的晚清外交

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各国为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以及谋求大清王朝对他们利益的认可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基本上都遭到了大清政府或是和善或是愠怒的反对，大清王朝的“打太极拳”和“当头棒喝”导致了一场又一场战争，西方人最终使用武力使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们表示了屈服。

但是，大清王朝受到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仍然不会那么痛快地处理外交事务，通常情况下，每一位西方国家的特使均被礼貌地告知，由于政务繁忙，大清政府的官员们暂时无法接见他们，并举行相关商讨会议，清朝政府对此造成的不便表示真诚的歉意；与此同时，大清政府的官员们又会表示，一俟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正常结果是无止境的拖延，西方的特使们受够了这种等待，便决定打道回府。这时，清朝官员又照旧是一副让人觉得“他们表示歉意”的官腔回复。

福斯特在《美国的东方外交》一书中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最擅长拖延战术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1854年1月对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说道，借此时机，我向您表达我衷心的祝愿，并且相信，您对我们的祝福仍会一如既往。许多欧美外交官都有过类似经历。

清政府用拖延战术来对付西方外交官的做法，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有所收敛，西方人在中国的境遇也因此得到了明显改善。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承认西方国家可派公使进驻北京，西方人在中国有游历、贸易的权利，并可在中国更多地区居住的权利。并在卫三畏博士的大力支持下，法国公使率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允许传教”的要求，基督教因而在中国有了合法地位。

西方私自篡改《天津条约》？

有很多人说，《天津条约》谈判时，允许基督教自由传教的条款是西方国家私自加进去的。卫三畏博士的助手、曾参与谈判的丁韪良博士对此作了说明：

《天津条约》中那个著名的宽容基督教的条款5是西方国家私自强行加进去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清政府实际上在1845年就公布了有关宗教宽容的法令，而且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前，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们已经在通商口岸做了十多年的准备工作，这些足以让清政府认清传教团的性质。清政府对于基督教并不是完全的排斥态度，天主教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传入中国，被很多中国人熟知，他们在中国一直有固定的传教点，这一点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许。在《天津条约》谈判现场，清政府的官员和列强的使者对于“传教自由”的议题有充足的考虑时间，议题草案是经过了长达一周时间的连续讨论后才最终签订的。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提出宗教宽容这个议案的，就在6月13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中(比我们提前5天)，便详细规定了清政府对东正教的宗教宽容，但未提及天主教和新教。关于基督教传教自由的这个条款是卫三畏博士亲自加入条约中的，美国与清政府在天津签订的条约，第一次将基督教的传教自由以合法形式保障下来，卫三畏博士在谈判现场向清朝官员阐释了基督教箴言的意义，以便他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个条款的真正意义。卫三畏博士的公开和坦诚，让清朝官员们同意了这一条款，关于这一议题的谈判时的融洽气氛，在整个《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真是少有，毕竟《天津条约》是列强强迫清朝签订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条约。

西方人眼中的总理衙门

1861年，西方列强的公使馆相继在北京建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在这个帝国的中心取得了立足点，相反，他们还是未能得到清廷的认可，他们尝试与清朝中央政府开展外交活动的要求还是被不屑一顾地照拒不误。

中国对于外交方面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落后，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地后知后觉，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们很有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慢慢地迫使这个并不情愿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原则行事的国家作出了一个又一个让步，最终使她完全融入了国际政治的新规则中——现在清政府的公使和领事们已经在欧美各国首都和主要城市的使领馆内办公很久了；清政府为了便于与西方列强在外交机构上对接，在北京建立了专门的外交机构，中国人把它称做“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类似于美国的国务院。不过，“总理衙门”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一个多么重要的机构，清政府对它控制得十分严密，以至于丁韪良博士将其比喻为清政府的一颗微调螺丝，而英国枢密院议长索尔兹伯里则将其比做一台机器，一台专门记录清政府所受压力数值大小变化的机器。
“洋鬼子”绰号的由来

A.H。史密斯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中记录了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几年前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国公使在演讲时说道：

过去25年中，大清臣民在美国遭歹徒杀害的人数，远远超过在中国动乱中丧生的美国公民人数的总和……每一位在中国被暴徒无辜杀害的美国人，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赔偿，凶手也均被正法。对于美国政府在保护华人方面的表现，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根本记不起来有哪一次，在暴徒对华人行凶后，是被美国政府依法处置的。在所有伤害华人的案例当中，美国政府对中国遇难者作出赔偿的，只有两次。6

了解了以上事实，还不足以明白为什么白人会被中国人冠以“洋鬼子”的称号，谦恭礼让的中国人一般不会随随便便给别人起带有侮辱性的绰号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受到白人的伤害实在太多。尽管一个个通商口岸被迫开放，一项项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但西方人依然不满足。他们多次公然讨论起了瓜分中国的计划，西方国家的报纸杂志充斥着“中国的哪个最富庶地区该由哪个西方强国掌管”的辩论，西方列强已经完全不将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放在眼中，大清政府的存在在列强眼中被视如无物。

中国驻欧美各国的使领馆都据实地将上述详细情况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中国的英文报纸也以加上按语的方式、有选择地刊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部分辩论文字。有了上面的诸多信息来源，中国的有识之士迅速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已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的“东方之待宰羔羊”。

怒写战斗檄文，慈禧开战八国联军

慈禧太后曾在她那篇有名的对西方列强宣战的檄文中痛斥列强的侵略行径：

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於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慷)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不管哪个国家，在遭受危机时，其领袖能说出这番话，都是出自其汹涌澎湃的爱国心的激励。

慈禧太后颁布了如此慷慨激昂的宣战性质的檄文后，八国联军大举进犯中国。北京沦陷，慈禧外逃，之后又是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所有这些，都让中国人明白了他们无力反抗西方先进的现代军事装备，也使他们明白了要想同西方对抗，就必须学习西方人的技术，必须如此。战败，尽管对于战败国来说是可耻的，但并不一定会造成战败国同战胜国之间的深仇大恨。可是对于中国来说，从她所遭受的痛苦来看，却并不仅仅是战败这么简单。

573名妇女羞愤自尽

《日本邮报》编辑刊发的弗兰克·布林克利的一段话中讲道：

当得知在中国的40名女传教士和25名儿童被义和拳民屠杀的消息时，西方人士无不悚然动容。但是八国联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犹如天壤之别。仅在通州一地，在这座中国未设一兵一卒抵抗的城市中，就有573名中上层妇女因不堪忍受联军士兵污辱羞愤自尽，而同样受辱的下层妇女们，则只能忍气吞声。当西方士兵本身的所作所为意味着野蛮和残暴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控诉中国义和拳的野蛮行径？

气势汹汹的西方列强侵略军

在掠夺财物方面，这些所谓的来自“西方高度文明、教化的国家”的士兵们表现出了十足的强盗行径。一位北京居民声称：“要说洋鬼子把北京城内大大小小房子全都挨个搜了个遍，有些夸张。北京城里到处都是些不起眼的小巷小弄，还有那么多走不通的死胡同，总有洋鬼子发现不了的地方。但是，北京城里的所有衙门，洋鬼子都没有放过，他们拿的拿，砸的砸，弄得是一片狼藉，衙门到最后全都剩下一个空壳子。”即使是用于科学研究和宗教祭祀的场所也未能幸免于难，北京著名的古观象台被洗劫一空，所有重要的仪器均在德、法公使馆官员的授意下被一件件拆下、锯下，然后运回国内，这帮强盗把仪器弄走了还不算，还将雅洁的台址破坏得面目全非。如此糟蹋这样一个古老的天文研究机构，实在令所有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文明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