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谈判在重庆继续进行。出于策略的考虑，这一次林伯渠没有将二十条中有关全国性政治要求的前三条交出，仅交出有关双边问题的后十七条。当日，王世杰记载：“晚间在张文伯宅与林祖涵晤见，林交来一函，提出十七条款，谓系奉延安之命而提出者，其本人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似将完全撤废，如此翻覆，予与文伯均愤怒，因对彼将其所提十七条款拒绝接受。”由于新方案几乎完全脱离了林彪原案，脱离了西安会谈范围，引起王、张愤怒，故中共此一新方案被王、张拒绝接受。

中共新方案被拒绝，那么，中共的立场态度如何？5月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对国共谈判方针提出意见。林等认为：蒋介石因河南战事失败，对其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均产生了“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对共党无办法”。为此，“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林彪同志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情况”，“我们完全同意中央所提二十条每条的精神”。“新二十条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可否定过去，成为今后新的谈判的基础”。

林伯渠等人的电报把问题的实质说清楚了。基于国民党军在河南战败，因此谈判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新二十条的提出，其作用在于，否定了林彪原案，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可成为新的谈判基础。林电的核心就是中共应坚持二十条，因为：在河南战败的条件下，蒋介石“对共党无办法”。

林电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无疑是相通的。6月3日，毛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总之，根据河南战役这一新情况的出现，中共迅速摆脱了林彪原案。

河南战役发起之后，日军连连得手，5月上旬，日军对洛阳形成进攻态势。为确保豫西和西北的安全，5月上旬，驻防陕西的第八战区胡宗南部，抽兵东出潼关赴豫参战。5月14日，蒋介石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率部反攻。5月17日，侍从室主管军事的第一处主任林蔚对徐永昌说：“午前委员长尚令电话询蒋（鼎文）、汤（恩伯），蒋、汤皆谓现在实掌握不到部队，委员长至此始觉无可奈何。”

5月25日，洛阳陷落，河南战役发展到顶点。

数日之前，王世杰、张治中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林伯渠所提新方案，但在战局愈加不利的情况下，的确，国民党“对共党无办法”，故而王、张也不主张把关系弄僵。为此，王、张一方面拒绝中共提案，同时又单方面拟出一个对中共的提示案，同意中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林彪原案的要求是四军十二师，因此四军十师与林彪原案已相差不多。5月31日，王世杰、张治中向蒋介石力陈中共问题应设法解决，认为：“即令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解决亦属必要且依予等所拟方案，如获中共大体接受，则即中共不诚意执行，政府之损失亦不过若干师之军费而已。”对于这个意见，“蒋先生允细加考虑后决定”。

允许中共扩编为四军十师，其军费是要由政府提供的，王世杰的意思是以此条件将中共问题大体解决，如不奏效，亦仅损失几军几师的军费而已。数日后，蒋介石批准了王、张方案，6月3日王世杰记载：“蒋先生对予与张文伯所拟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未多更动，予以核定。”

蒋介石所核定的王、张方案，即《中央政府提示案》，基本内容为：中共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个师；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抗战结束后，召开国大，实施宪政，中共与其他政党享受同等待遇，等等。共三项十八条。这个中央提示案基本上以林彪原案为基础。

当国民党盘算着以几军几师的军费解决中共问题之际，中共关于国共关系的认识已完全超出国民党盘算的范围。

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一向将战局与政局联系起来，一并观察和提出问题。5月21日，毛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报告，毛说：“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