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56年，我们党在毛主席带领下，掀起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热潮。毛主席听取了工交、财贸等方面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后，提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周总理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经验。陈云同志也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对于克服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盲目求纯的思想，是一副对症良药。



 

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讲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三种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1957年1月，陈云同志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很赞成我的这种研究，认为寻找这些比例关系是完全必要的。接着他说，他想从另一个角度，试图寻找一些制约的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他提出的方法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等等。他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由此可见，当时党内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求实的气氛，确实是十分浓厚的。而陈云同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开始出现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1955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不适当地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走路之后，在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下，第二年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信贷突破计划过多等冒进倾向。针对这种倾向，陈云同志同少奇、恩来等同志一起，提出反对冒进，重点发展和适当收缩的方针。在陈云同志主持下，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搞得比较好，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商品货源显著地大于社会购买力，补足了上年的亏空。

1957年1月，毛主席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1956年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和我都发了言，一致认为1956年经济建设上“冒”了。先念同志从财政角度说，“冒”了30亿到35亿元。我列举了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挤了市场等十种表现。毛主席作了记录。但是，他实际上不同意反冒进，认为反冒进会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毛主席一向珍惜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十分可贵的，但他对经济建设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则考虑不够。毛主席批评反冒进，在1958年初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达到了高潮。陈云同志因病没有到会。周总理作了自我批评，表示由他承担主要责任。自那以后，陈云同志被错误地认为“思想右倾”。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时候，毛主席又把陈云同志请出来，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可能合拍的，在他主持解决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之后，他的意见又不被重视，靠边站了。这时，他就潜心研读马列著作，以弥补工作繁忙时读书读得少的缺憾。当组织上需要他出来工作时，他又立即全身心投入，尽职尽力。例如，1959年的钢指标，经过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已分别降到1800万吨和1650万吨。但毛主席仍然放心不下，特地委托陈云同志进行研究。陈云同志带领财经小组成员，连续听了冶金部的六次汇报，经过认真计算和综合分析，提出“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5月15日，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钢材定为900万吨太少的提法，勇敢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2）”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