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无可奈何牛棚去，似曾相识避讳来。——十年浩劫期间，无数知识分子由人变为“牛”，封建主义大泛滥——那真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避讳沉渣，重又泛起。人们记忆犹新：如果谁到书店里说，“我买一张领袖像”，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对伟大领袖大不敬。“样板”的说法应该是：“我请一张宝像”。

本文摘自：《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作者：王春瑜，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慈菇，是人们熟悉的食品。我的老家地处江苏里下河水乡，很多农家都在水田中种植它。大概外地人未必清楚，这农家桌上常见的区区下饭之物，竟有一个动听的雅号：“万万顺”。遥忆童年，每当春节前夕，母亲就关照我们说：“快过年了，你们对慈菇不能再叫慈菇，要叫万万顺。”如果在过年期间，孩子们中有谁说到慈菇时，忘记改口，仍然直呼旧名，大人就会朝你瞪眼，认为这是很不吉利的。何以故？原来，人在寿终正寝之际，最后一刹那间，总是双眼上翻的；那散了光的，放大的瞳孔，看上去倒活像一对慈菇。因此，鄙乡骂人话中，有一句便是：“慈菇眼！”显然，母亲要我们改口，尊称慈菇为“万万顺”，是含有避讳深意的。

在旧社会，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所避讳的，当然不仅仅是慈菇之类。读过鲁迅翁《阿Q正传》的人都不会忘记，阿Q生平最苦恼的事之一，“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人称癞痢头。在阿Q看来，这实在是个大不幸。因此，他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口里嘟囔着“妈妈的！”甚至拔出老拳，向对方挥过去。你看，阿Q对自己的癞痢头的避讳，是何等的郑重其事！

像我母亲那样勤劳一世，朴实、善良的农妇，要我们在过年时避慈菇之讳，不过是希望，祝福在新的一年里，诸事万万顺，也就是吉祥如意。而就阿Q来说，这个被旧社会的大山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精神胜利法”的发明者，对自已癫痢头上的疮疤，竟避讳到那种可笑的程度，恐怕只能说是长期受剥削阶级的精神奴役的一种创伤。显然，在阿Q的可笑的背后，是隐藏着深沉的悲哀的。透过慈菇的雅号“万万顺”和阿Q所避讳的“光”“亮”，我们不难看出，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旧中国，在苦海中挣扎的劳动人民，万事不顺，没有光明。

对于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避讳，名堂可谓大矣。而就中国的地主阶级而论，其资格之老，享年之长久，又是举世无双，因此它的避讳术，就特别名目繁多。《公羊传·闵公元年》条载谓：“《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说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果生吞活剥一下太史公的这句名言，似乎可以说：孔子定“三讳”而文人小民惧。惧在哪儿？惧就惧在：在写作和说话时，对最高统治者、最尊崇的人、家庭中长辈的名字，都必须避而不用，以表示毕恭毕敬，诚惶诚恐。但是，在先秦时期，避讳毕竟还不是太严格。就以孔夫子来说吧，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征在，而他的言论集（当然，也包括一部分他的门人的言论）《论语》中，就有“足则吾能征之矣”“吾在斯”之类的话，这里的“征”“在”二字，实际上都是犯了孔母名讳而未避。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封建等级制越来越森严，避讳也就愈益严格。1974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中，因避汉高祖刘邦讳，凡“邦”字都写成“国”。而至三国时期，对家讳已很严，不但自己不说父亲的名字，而且禁止别人说。如司马朗9岁时，有人说起他父亲的名字，他就大为恼火，说：“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此人连忙赔礼道歉。唐朝的文学大师韩愈，为了替诗人李贺辩护，写过一篇叫《讳辨》的文章，辛辣地嘲讽说：“父名晋肃，子不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有人就以此捣鬼，认为李贺没有资格考进士。宋代以后，避讳更是五花八门，以致闹出许多笑话。《孟子》中有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有个叫钱良臣的人，自讳其名，他的小孩念《孟子》这一句，只好念成“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刘温叟，他的父亲叫刘岳，“岳”与“乐”同音他竟“终身不听乐。”而田登当州官时，禁止人说“灯”字，在上元节放灯的布告中，居然写成“本州循例放火三日”，更是为人们熟知的笑话。


当然，笑话毕竟是笑话而已。这几只笑柄，在当时，对于个人、社会，毕竟没有大的危害，至少对个人，决无杀头之虞。而在明、清，随着中央集权制的高度发展，位居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被进一步神化，动辄发“雷霆之威”，避讳的内容与文字狱缠夹在一起，于是，悲剧不断发生，避讳二字，浸透了血与泪。且举一例。某次，朱元璋在南京微服私访，听到一位老太太称他为“老头儿”。这本来是很恰当的称法。因为朱元璋年岁已大；而且借用鲁迅的话说，老头子即“头子而老”之意，朱元璋不正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吗？但是，朱元璋却认为这是对他的大不敬，跑到徐达家中，“绕室而行。沉吟不已”，吓得徐达夫人在地上连连磕头，一再拜问根由，朱元璋才愤愤然地说：“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立即下令“藉没民家甚众。”清朝的文字狱案例中，因误犯“圣讳”或犯清讳，如称后金为东虏、夷狄、鞑子之类，被砍头、抄家、充军的，历历可数。如乾隆时的王锡侯在《字贯》一书的凡例中，提到康熙、雍正两朝庙讳及乾隆名字，未避讳，被看做是“大逆不法”，“照大逆律问拟”，满门抄斩。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乾隆时的大学者纪昀，此公靠绝顶聪敏而脱犯帝讳之祸的本领，实在让人佩服之至。有一次，他无意间说起乾隆皇帝是“老头子”，正巧被这位“头子而老”的听到了，大怒，逼问他作何解释，“无说则杀”，纪昀竟能脱口说出“老头子”三字最绝妙、动听的注解来：“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于是，乾隆大悦，免了他的罪。——不过，料想纪昀当时想到很可能被杀头、流血，恐怕少不了要吓出一身冷汗吧！如此看来，避讳二字，不仅浸透血与泪，也还饱含纪昀辈的冷汗。

显然，避讳成了封建专制主义机器中的一个重要部件，在愚弄百姓、扼杀思想生机、摧残知识分子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给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障碍。例如，北宋诗人秦少游的郴阳词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词句典丽，意境悠远。但是，最后一句“斜阳暮”云云，却是语句重叠，被人视为败笔。有人把它改为“帘栊暮”，但一推敲，又不对了：既然是“孤馆闭春寒”，又怎么会看见帘栊呢？其实，秦少游的原稿中写的是“斜阳树”三字，“后避庙讳（按：宋英宗名赵曙，“曙”“树”二字同音），故改定耳。”你看，很美的词句，为了避讳，只好改得不伦不类。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这不是“尚文”，只能说是害文。避讳的结果，使各种古籍、史书，埋下了无数钉子，使今人读起来往往莫名其妙。前辈史学家陈垣先生花了很大功夫，在20年代后期写成《史讳举例》一书，实在是功德无量；读了此书，我们可以进一步明了封建时代的避讳种种，令人惊诧。明末天启皇帝名朱由校，崇祯皇帝名朱由检，油、由二字同音，于是，油只能降低身价，与水同等，“凡宫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蔗水，油漆作改曰漆作。”

无可奈何牛棚去，似曾相识避讳来。——十年浩劫期间，无数知识分子由人变为“牛”，封建主义大泛滥——那真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避讳沉渣，重又泛起。人们记忆犹新：如果谁到书店里说，“我买一张领袖像”，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对伟大领袖大不敬。“样板”的说法应该是：“我请一张宝像”。如此等等。古老的避讳术，打上现代神学的印记，不胫而走．而另一方面，谁如果议论一下、批评一下林彪。“四人帮”，或者揭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马上就给你戴一顶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从头扣到脚，轻则透不过气，重则窒息而死。犯了什么罪？实际上，就是违反了“为尊者讳”的封建信条。

当然，现代避讳术的如此猖獗，也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孔夫子说过：“礼失求诸野”。避讳也是这样。越是生产力低下、社会不发展的民族，禁忌就愈多，避讳也就更加繁复。小生产者的落后与愚昧的一面，是滋长避讳的土壤。以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而论，他在北京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前，大顺政权的礼部就已经“示闯贼先世祖讳，如自、印、务、明、光、安、定、成等字悉避。”这一历史事实正是表明了，即使杰出如李自成那样的小生产者的革命领袖，也是不可能与避讳绝缘的。这不能不是小生产者身上的疮疤。

严寒已过，春日早临，余有三愿焉：一愿故乡父老不再雅称慈菇为“万万顺”；二愿在祖国的春光下，阿Q式为自己头上的癞痢避讳者越来越少；三愿随着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日益深化，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虎跃龙腾，生机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