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现存的档案材料中，没有一份材料能证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参与了集中营的活动。“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的活动主要是搞情报。他们也帮助军统训练过一些特工人员，但并不直接参与捕人、刑讯、杀人等活动。”〔18〕所以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

第三，中美合作所与监狱在组织人事的安排上，有明显的区别。“中美合作所一切组织由中美双方人员组成，其负责人由军统及美方共同商派。”〔19〕而军统监狱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从成立到结束，负责人都由军统单独派往，而且没任何美国人参加管理。〔20〕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段《“中美合作所”内幕》中关于费巩失踪案的记载，它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证实中美合作所与监狱的关系。

这件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1944年春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引起全国教育界的关注。他们认为，费巩一定是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绑架了。时有与费巩一道留学英国的同学40余人，联名上书当时的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请求他出面营救。魏德迈为树立美国在华的威信，便决定将这件事交给任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来办理。希望通过美国特务的调查来找到费巩的下落。梅乐斯接令后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他一面指使中美合作所内一个有名的纽约侦探克拉克少校负责侦破，一面又找到特务头子戴笠商量，希望能在军统的协助下来完成这一任务。为此，戴笠又派去当时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帮助克拉克破案。然而，虽然经过两人八方调查，但仍未找到任何确实的线索。最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那些关押人的监狱中去查一下。于是，在材料中便出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沈醉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戴笠）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学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这个案子最终结果如何，与本文并无多大关系。只是我们从这段对话中看到，克拉克作为一个中美合作所的美军“少校”，而且是在梅乐斯的亲自授意下，居然在调查时不能查看一下自己管辖的监狱（假使这个看守所是属于中美合作所领导的话），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美合作所根本就无权过问监狱的事务，也就是说在中美合作所与监狱并存期间，它们没有任何组织或业务上的隶属关系。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知道中美合作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从中国获取对日作战情报，与国民党当局共建的一个国际性的情报机构。然而，在共同抗日的借口下，它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也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1．臭名昭著的特种警察训练计划

早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戴笠和梅乐斯就在设想建立一个警察训练学校。中美合作所刚一成立，该所的各类官员便为了招募训练警察的教官和设备跑回美国。最后他们收了大约50名教官，“其设备主要是测谎器和警犬之类的东西。”〔21〕 (责任编辑：鑫报)